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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事實真相，就得從鄧穎超發(fā)表在1985年8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jīng)過》的文章說起。那年夏天，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鄭淑云同志寄來《黑龍江日報》登載的一篇《周總理三到哈爾濱》的文章，請鄧穎超同志審看，是否屬實？鄧穎超同志聽趙煒讀后，問高振譜和趙煒周總理到過幾次哈爾濱？高振譜同志說記不清楚了，反正不止三次。鄧穎超同志說：“文章中所說的三次到哈爾濱的過程，有兩次我不清楚。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這一次，我是作為列席代表與恩來一道去的�！�
　　于是她的口述文章一開始就說：“1982年夏，我翻閱一本《往事回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書中有一段以《機智的周恩來》為題的文章，內(nèi)容是描述1928年恩來同志和我在大連遇險事件。嗣后，我又看到幾份資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當事人，都是別人對他們說的，內(nèi)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時以外》雜志登了一篇文章，與事實有很大出入，有些情節(jié)是作者推測的；總之，他們所寫的情節(jié)不很準確和完全。我是親身經(jīng)歷了那次事件的兩個人之一。雖然恩來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簡要地講過此事，但聽到的人并不多�，F(xiàn)在，既然有幾個刊物先后發(fā)表過，我想將它的整個經(jīng)過和真實的情況公諸于眾是必要的�！�
　　她還說：“這不是為周恩來，也不是為自己，是對人民負責(zé)，對后人負責(zé)�！薄拔疫@也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嘛！”
　　船上遇險 艱難脫險
　　當時，“由于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白色恐怖太嚴重了，而黨又迫切需有一段比較充裕的時間和安定的環(huán)境認真總結(jié)一下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xùn)，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所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蘇聯(lián)的莫斯科舉召開�！贝�表分批出發(fā)，多數(shù)是經(jīng)大連、哈爾濱這條路線赴蘇的。
　　1928年周恩來同志當選為黨的六大代表，組織上決定鄧穎超同志列席大會。他們是1928年5月初乘日本輪船離開上海的。由于他們關(guān)注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濟南屠殺中國外交官員、打死打傷中國軍民數(shù)人的“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的事態(tài)發(fā)展，所以在上船那天，將上海的各種報紙買了一份，準備在船上翻閱。組織上安排他們坐頭等艙，這同他們當時的衣著等條件是不符合的。他們在船上的兩天很少更換衣服，也很少同其他旅客交談。坐頭等艙的人，每餐都到餐廳去吃飯，當時有兩個人在就餐時總是注視他們夫婦兩人。船過青島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上岸進入市區(qū)吃了午飯，然后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這樣一來，引起了日方偵探對他們的注意，當輪船�？看筮B碼頭，他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把周恩來帶去盤問。
　　首先問周恩來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上他們攜帶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回答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日本水上警察又問到哪里去？周恩來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
　　水警當即叫周恩來跟他們?nèi)ニ�上警察廳。在那里，他們又詳細詢問周恩來的出生年月日、學(xué)歷、職業(yè)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周恩來回答說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么姓王？周恩來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qū)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敝芏鱽砩斐鍪终f：“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后拉開抽屜看卡片，對周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么根據(jù)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
　　他們的一系列的盤問，周恩來泰然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當時日本水上警察只帶走周恩來，沒有涉及到鄧穎超，她覺得恩來一個人去不好，她即表示要一同去！周恩來大怒說：“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這時他告訴警察廳負責(zé)人，讓警察幫鄧穎超找旅館，并把她送到旅館先住下。于是鄧穎超就與周恩來分開了。鄧穎超住進旅館，等候周恩來回來。這時候周恩來是兇是吉很難預(yù)測。鄧穎超的心情十分著急、憂慮不安，如坐針氈，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她表面上還是沉著、鎮(zhèn)定的，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
　　大約兩小時后，周恩來從日本水上警察廳出來，找到鄧穎超的住處，進來之后，沒有說什么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后他低聲對鄧穎超說：“我們?nèi)ソ宇^的證件在哪里？要立即燒毀�！编嚪f超馬上把證件找了出來，到衛(wèi)生間撕碎投入馬桶里，放水沖掉。后來，她們夫婦二人還是有說有笑地去樓下餐廳用餐。
　　為了麻痹日本水上警察，周恩來被盤問完了以后，讓警察廳為她們夫婦二人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后再轉(zhuǎn)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后，周恩來與鄧穎超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后發(fā)現(xiàn)同他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他們攀談。他們也就將計就計地同日本人聊天。周恩來與鄧穎超在聊天中識破日本人是跟蹤他們的。周恩來與鄧穎超在長春站準備下車時，那個日本人忽然拿出名片給周恩來。
　　曾經(jīng)留學(xué)日本的周恩來知道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fēng)俗，這種場合，周恩來應(yīng)立即回名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里，實際周恩來走得匆忙沒有準備名片，但他仍然裝著找名片的樣子，說：“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里，還在箱子里呢!很對不起。”并且又裝著做出要去開箱子取名片的手勢，對方看著周恩來真誠的樣子說：“不必，不必了�！�
　　就這樣周恩來與鄧穎超終于對付過去了，平安地走出了火車站。
　　親屬掩護 離境赴蘇
　　到長春后，似乎沒有什么人跟蹤周恩來與鄧穎超了，但是他們?nèi)匀桓叨染�惕，處處提防，力求萬無一失。住進旅館后，周恩來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周曼青家去，而是先住進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他伯父家，正好周恩來三弟周恩壽在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學(xué)習(xí)和工作一段時間，一看信就認出是大哥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周恩來與鄧穎超回家了。
　　1964年8月2日，周恩來在午餐后的家庭會上，專門談到這件事：“四伯接我出來念書，念中學(xué)時，先供我一年，后來我成績好，就公費了。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路過大連被日本憲兵盤查時，我就說來東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沒有說伯父。”“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會出賣我�！�
　　他們夫婦倆先在伯父家停留兩天，觀察動靜。兩天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周家兩代人卻得以共同享受了親人相聚的天倫之樂。鄧穎超同志高興地說：“這是我第一次當了周家的媳婦啊�！痹跊]有發(fā)現(xiàn)有人跟蹤盯梢的情況下，周恩來與鄧穎超仔細研究商定，周恩來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周恩溥家住。時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壽陪同鄧穎超趕到哈爾濱與周恩來會合。
　　為了安全起見，他們考慮到鄧穎超第一次到東北，沒有人認識她，于是就由她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她一連數(shù)日到火車站都沒有接到李立三同志，她雖然有點著急，但還是繼續(xù)每天去車站，最后終于等到了。經(jīng)過李立三同志的聯(lián)系，他們和在哈爾濱的外國朋友聯(lián)系上了。
　　這樣，他們才安全地乘火車離開哈爾濱，到莫斯科參加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喜慶黨的十八大的日子里，我們一起重溫歷史，了解周恩來與鄧穎超為出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六大途中，在日本客輪上遇險脫險的真相，是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