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錫紱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理學家，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曾在淮安擔任漕運總督一職。楊錫紱字方來，號蘭畹，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江西省臨江府清江縣人，父親曾是縣學生，講學鄉(xiāng)里。因受到家庭影響，自幼開始讀書，宋儒之書、經(jīng)說、史學、詞章等等，得到了父親的言傳身教，尤其是對宋儒書十分喜愛，這也是他對宋明理學的啟蒙之始。
楊錫紱年少之后，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一直到老。他認為理無所不在，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并反對王守仁主張的心即理的陽明學。在窮究事物之理上，他主張程顥的“主靜”，而著重“正心誠意”，也認同程頤的“主敬”，著重“格物致知”。在治學及為人之道方面，楊錫紱首先認為，治學必須先要正學術，然后再求正心術，其次才能以宋儒之學說為作文的根本。再者，便是讀書人要將讀書、應試以及成為圣賢之人緊密的結合起來，最后加上讀書人的氣節(jié)，就一定會在畢生有有所作為。
雍正五年（1727），楊錫紱考中進士，隨后被朝廷授任了吏部考功司主事，歷任吏部郎中、貴州道御史、順天府鄉(xiāng)試同考官、廣東肇羅道、廣西布政使、禮部右侍郎、湖南巡撫的官職。
乾隆十八年（1753），楊錫紱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署理吏部尚書，并任殿試讀卷官。乾隆二十年（1755），楊錫紱又從署理湖南巡撫升為禮部尚書，并署理山東巡撫一職。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乾隆皇帝突然將楊錫紱調(diào)往江蘇淮安，并交給了他一個關乎朝廷命脈的艱巨工作，這便是出任漕運總督，并兼提督淮揚地區(qū)海防軍務。這是對他的信任，也是對他的一個考驗。
楊錫紱到任后，首先就開始整飭漕政，清除漕弊。雖此時還是乾隆盛世，但漕政中所暴露出來的弊端也不比以往要少，尤其是漕運各級官員之間的貪污、舞弊以及對軍丁的索要，始終是讓漕運總督頭疼的一個難題。雖歷任總督不斷在治理、整頓，但一直都感嘆漕政是“錮弊難除”。即便如此，作為負責漕運的一把手官員，楊錫紱仍然要去對漕運工作進行監(jiān)督、監(jiān)察和管理，至少不能讓這些弊端影響到當年的漕糧運輸。
楊錫紱曾經(jīng)向朝廷上疏奏章，申請豁免了興武、江淮二衛(wèi)漕運軍丁所欠繳的漕項稅費，本來想用此方法給軍丁減輕一些負擔，誰知引得朝廷的指責，還落得個讓他用自己的養(yǎng)廉銀來替軍丁補償繳納漕項稅費的結果。不過后來，乾隆皇帝見楊錫紱一心為國，實心治事，便又豁免了他用養(yǎng)廉銀來替軍丁補償繳納漕項稅費。
乾隆二十三年（1757），楊錫紱上疏朝廷：
屯田取贖，應該適當放寬年限。如果錢數(shù)在百金以上，要準許三年交納，錢銀交納后便可以歸船。而漕軍士兵們的交兌不足有掛欠發(fā)生，則由坐糧廳規(guī)定日期進行追查懲治，督運官以下人員如果有一名漕軍戰(zhàn)士掛欠，即停止對督運官考績，并不給予加級、記錄或其他獎勵。而拖欠的士兵則也要更換，而新的戰(zhàn)士補充進來后，舊有士兵公私所欠的稅費，也不得再強行加派的新調(diào)入的士兵身上。各個水次在兌漕之時，要讓倉役和軍丁全部負責起來。江淮、興武二衛(wèi)部隊軍丁運糧，快丁駕船，應遵循原則進行操作，不得避運就快。
此疏一經(jīng)上奏，引起乾隆皇帝重視，當即朱批：
此奏確有所見”。而隨即便下達至相關部門進行討論，最終準許了楊錫紱的請示。
乾隆二十八年（1762），因為功績卓著，楊錫紱被加銜太子太保，此時已經(jīng)是他擔任漕運總督的第七個年頭。乾隆皇帝登基28年來，漕運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暢通。雖不說楊錫紱完全杜絕了漕政中的貪污、腐敗之事，但興利革弊，肅清漕政，將漕運治理的順暢通達，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而深知“舟行偶不慎，痛遭覆溺之險”的漕運艱辛，楊錫紱歷時多年，憑借自己擔任漕運總督時的經(jīng)驗，編撰的《漕運全書》，也為后任者在處理漕政問題上給出了指引。不過，此書直到楊錫紱逝世后，后任漕運總督黃登賢才將《漕運全書》呈上朝廷。因為實際意義和可操作性非常大，朝廷在審核之后，便命歷任漕運總督必須遵照楊錫紱舊章主持漕政，可見此書對于漕運的實用性之巨大。
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清廷才令翰林院檢討愛新覺羅·載齡等人繼續(xù)編修《漕運全書》，至光緒二年（1876）修成。
《漕運全書》共有九十六卷，記載了從清初以來的漕運常制，后又有咸豐、同治朝的一些改革、變通諸事，也有輯入。其中分為漕糧額征、征收事例、白糧事例、通漕運艘、選補官丁、官丁稟糧、貼費雜款、計屯起運、漕運河道、隨漕解款、京通糧儲、截撥事例、奏銷考成、挽運設防、通漕禁令、盤壩接運等23類。成為了重要的漕運政務的指導性書籍。
如沒有一位賢能的總督，如果不是專注在漕運工作上，多有視察，多有總結，也是無法寫出這樣一部全書的。楊錫紱一生為官40多年，為朝廷和國家鞠躬盡瘁。他悉協(xié)大體，不斷給朝廷上疏奏章，所奏之事多為百姓之需。在他為官的幾十年間，最大的成就莫過于他最后所擔任十幾年的漕運總督。
12年間，楊錫紱總督近萬條漕船及運丁數(shù)萬人，南來北往向京城輸送糧食、絲綢、瓷器等物資。其中又與河道總督共理漕河之事，大力維護河道的暢通，并確保漕運船只所過的地方，所有人員不得干擾運河所到地方百姓，多年航行安穩(wěn)，都沒有重大事件發(fā)生。
楊錫紱擔任漕運總督的這12年，也是整個大清漕運最為穩(wěn)定的12年，且也是朝廷收到關于漕運奏章最多的12年。他用自己儒雅的性格和自己始終推崇的宋儒理學，主掌著大清朝的漕運命脈，可以說是穩(wěn)穩(wěn)當當。
能將莫大的漕運政事管理如此得心應手，乾隆皇帝自然是喜愛有嘉。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專門賜楊錫紱詩一首：
轉(zhuǎn)漕由來大政關，得人久任謂卿閑；
四星儲蓄天容與，千里南北歲往還。
革弊深應體民隱，董偷兼欲恤丁艱；
奉公盡職誠斯在，扈蹕儀文盡可刪。
由此，將他治理漕政的功績一一展現(xiàn)。不但如此，楊錫紱的治漕功績，還被后人與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相提并論，并被贊為“數(shù)十年來，論漕政者，必舉先生第一”。
除了著名的《漕運全書》之外，楊錫紱還著有《四禮從宜》、《節(jié)婦傳》、《四知堂文集》、《詩文集》、《四書要義匯纂》、《漕運則例纂》等書。
乾隆三十三年（1765），病卒在淮安總督漕運部院中的楊錫紱，被乾隆皇帝準予祭葬，并賜謚號“勤愨”，終年6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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