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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文學社:羅振玉興辦近代學校教育的成功嘗試

2016/1/9 18:53:56    作者:徐愛明、徐曉    閱讀:11150    評論:0

  1898年到1902年間,東文學堂如雨后春筍,紛紛誕生,掀起了創(chuàng)辦日語教育的一個高潮。第一家有影響的專業(yè)日文學堂是羅振玉等人興辦的上海東文學社!按松缰,由同志君子集資為之,多寡皆拜惠凡有志贊成者!遍_辦之時,社址在上海新馬路梅福里(今黃河路、鳳陽路口)農學報館對門萃報館內。1898年2月26日(夏歷二月初六),東文學社正式開學。
  東文學社的創(chuàng)設宗旨,《東文學社社章》說得很明確:“日本同處一洲,而研習其語言文字者顧寥寥焉。彼都認識蒞止中國,中國士夫往往不能與通姓字;彼國書籍流傳中國,中國士夫往往不能通數行。不便孰甚。蒙等不揣固陋,創(chuàng)立學社以為之倡,但見聞淺陋,資力未充,尚冀同仁襄成此舉!遍_辦的原因,在羅振玉的以實用主義為目的的“取法日本”思想指導下,《東文學社社章》指出:“因將來中東交涉之事,必繁而通東文者甚少故;因譯書譯報動須遠聘故;因中東人士語言不能相通,將來游歷交接種種不便故!焙茱@然,“培養(yǎng)通曉日文、日語人才及翻譯日文書報人員”是為了給中國培養(yǎng)更多的翻譯外國農書的人才。
  該校起初是1898年農歷正月由吳縣蔣黼、溧陽狄葆賢、錢塘汪康年、山陽邱憲、上虞羅振玉共同創(chuàng)辦的。學社實行理事負責制,凡社事一切事由其主持,包括負責改定章程,延聘教習,傳布助款之人,登報布告每年的出、入款項,悉心虛受同志有惠書商告本社應辦各事者。同時,學社擬聘司賬一人,雇工二三人。經費問題是辦學的重要事項,《東文學社社章》指出,“此系初辦,力求節(jié)省,將來或須加增之處,臨時酌議”,規(guī)定理事每人每月工資二十元,司賬六元,傭資五六元,而且要求“社中學生學習至數月后,令其學習譯書,所譯之書由社中印行,所得利息永充社中公用”。社中經費稍裕,即加添教習,增廣學生,再積有余款,則增立學社;他處有立東文學社,托本社聘師購書等事,本社理事當極力贊成,不得諉辭。對于捐款至五十元以上的人聘為社紳,得與聞會事;總理倘不浹眾望可由社紳另舉。將來俟逐漸開拓,事務日繁,即添設監(jiān)院一人,照料社中雜務,理事有事,監(jiān)院攝之,此刻事屬辦始,經費不敷,暫不設置。
  《東文學社社章》規(guī)定,招收學生額數不得逾40人,3年卒業(yè),不到3年而學成者亦為卒業(yè);學生不限年齡,15歲以上至30歲以內都可入社學習,但必須精通中文;學生每人每年出修金二十元,按節(jié)先期交出;學生入社不得中途輟業(yè),中輟者以日之多寡徵罰金;學生每日讀東文約定某點鐘至某點鐘,不得遲到;學生住館不住館,悉聽之,住館及留餐應出資如干;對于那些不出修金的學生,經保人擔保亦可來社習學,但前提是“將來學成必在社翻譯以譯資酬學費,其供職之年如所學之年,翻譯限內,若欲他就者向擔保加倍索償學費”;而捐款至百元以上者,捐款者的子弟來社學習不收束脩;捐資五十元者,束脩減半;學成之學生,畢業(yè)后“充分學教習及各報館翻譯皆可由本社推薦及聘請”。
  為了加強對東文學社的管理,制定了《東文學社規(guī)則》。《規(guī)則》中指出,學生入社學習的目的不徒學習文字也,首以涵養(yǎng)德性,激發(fā)志氣為主愿;專門學班是為專學東文的人開設的,必須是漢文已通之士,每日自九點鐘至十二點鐘止;普通學班是為小學生來社學習言語文字而開辦的,每日自午后一點鐘至三點鐘止;所用教材先盡現時已有之書授讀,其余學問統(tǒng)俟新書購到再行傳授;課堂紀律方面,要求學生上課聽講皆依限定時刻,不得進退參差,除每七日許體沐一日外,不準托故告假;聽講過程中,理宜肅靜,不得任意喧嘩及交頭評論,如諸生所學有未能明了者,俟講畢時各在本座起立請問,惟不得橫截插口以紊學程;課堂上不許吸煙。并且告誡學生,在社學習每天不過幾個小時,放學后必須隨時溫習功課,才能看見學習的功效,務須謝絕酬應及游戲等事。
  學社的課程以日文、日語為中心,除此之外,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也都兼授,可以說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日語學校。如何管理一所近代新式日文學堂,羅振玉等是缺乏經驗的。于是他和汪康年商量:“東文學社事,或由公徑與藤公妥商,總以學社獨立,不為農會附庸,一切由藤公主持為妥,緣藤公一片熱心,不宜加以限制他!睂嶋H上是把該校的管理大權交給了藤田豐八。是年夏天招生,學生滿額,教員不足,于是藤田豐八便聘請他的大學時代的知友田岡嶺云來滬幫忙。
  戊戌變法失敗后,膽小的出資者蔣黼和管理校務的邱于蕃先后離開,學生也多中途輟學。羅振玉在劉坤一的支持下,勉力維持。羅振玉在《集蓼編》中這樣寫道:“學社創(chuàng)于戊戌仲夏,及八月,政變發(fā)生,校費無出……生徒散者三之一,而高材生若海寧王忠愨公,山陰樊少泉,桐鄉(xiāng)沈昕伯兩文學,均篤學力行,拔于儔類之中,不忍令其中輟,乃復由予舉私債充校費。幸一年后社中所授史、地、理、化各教科,由王、樊諸君譯成國文,復由予措資付印,銷行甚暢,社用賴以不匱!1899年東文學社就學人數漸漸增加,原社址地隘不能容,于是遷到制造局前的桂墅里。從當時的“東文學社告白”中得知,開設近一年的東文學社,其學生“頭、二班已能譯書,成效昭著”,正準備“添招三班三十人,以期推廣”。而且這一年,羅振玉在老家淮安也開辦了一所東文學社。
  1900年7、8月間,因“庚子之變”,東文學社停辦,王國維等提前肄業(yè)。雖說東文學社辦學時間不到3年,但學社卻培養(yǎng)出不少知名的學生,如吳爾昌、胡?、薩端等,上述好幾位都參與了上海農學會“農學叢書”的翻譯,如吳爾昌譯出法國藍涉爾芒著《農具圖書》;胡?底g出美國啤耳《廄肥篇》和美國風車公司編《奇埃衷安摩太風車圖說》;薩端譯出日本吉田健作《草本移植心得》和重譯美國夫敦氏之說的《畜疫治法》等。后來成為金城銀行董事長的周作民,15歲時也入東文學社讀書,師從羅振玉。1902年前往廣東,進入廣東公學,學費也是由羅振玉資助的,后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廣東官費留學日本,進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在該校學生中,羅振玉提及的最優(yōu)秀的三位,即被目為“東文學社三杰”的王國維、沈纮與樊炳清。
  沈纮(1879—1918),本名沈承懌,字昕伯,一字忻伯,浙江桐鄉(xiāng)人,東文學社主要成員,清末著名日文翻譯家。他是東文學社最早培養(yǎng)的一批翻譯之一,譯書時間早,周期短,翻譯量大,專業(yè)性強,翻譯書籍涉及領域廣泛,內容豐富,質量上乘,且重視文章和書籍時效性、實用性。1899年發(fā)行的《農學叢書》第一集中就收有其翻譯的書籍,在1899年至1903年短短的5年時間里,翻譯收入《農學叢書》中的農學類書籍就有21種,如日本高橋久四郎的《陸稻栽培法》、日本農事試驗場編的《甘薯試驗成績》、山本鉤吉的《薄荷栽培制造法》等。
  樊炳清(1877—1929),字少泉,一字抗父,又作抗甫,號志厚,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清末諸生,1898年入東文學社。1899年,23歲的樊炳清開始其貫穿一生的編譯生涯,翻譯出版《東洋史要》一改中國以往史書的面目,該書以多種式樣重版印行,風行于東南各省。1901年,受羅振玉電邀,與王國維同赴湖北農務學堂任教譯,翻譯了多種農書。同年,與王國維和沈纮等譯著并主編《科學叢書》(初集),一人獨立譯出近代科學著作8種10部。1902年至1903年,江楚編譯局出版了他和沈纮等人編譯的教科書20多種。1902年,王國維在上海主持《哲學叢書》,樊炳清為之譯出《社會學》兩本。隨后的1903年,樊炳清主編《科學叢書》(二集),是年譯出的井上哲次郎的《倫理教科書》(兩冊),《倫理學教科書》(四冊)、《倫理學教科書總說》以及文部省撰的《倫理書》等四種倫理學著作,在當時影響較大。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謚忠愨,浙江省海寧人。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1898年2月22歲的王國維進入《時務報》報館任書記,經汪康年同意,以每天午后3個小時到剛剛成立的東文學社學習日文。由于報館事務繁雜,自修時間不足,入學半年后考試成績不及格。按規(guī)定,學生不及格者應該退學,但羅振玉慧眼識才,仍準許他繼續(xù)學業(yè),藤田豐八還專門向汪康年提出,給予王國維以更多的學習時間,很快王國維就入了門,不久就已經能翻譯日本書籍報紙。9月,維新變法失敗,《時務報》關閉,羅振玉遂聘用王國維為庶務一職,而免除其學習期間的一切費用,還請他參與《農學報》的編譯工作,擔當史、地、理、化類教科書的編譯。這是他后來能順利進入東京物理學校留學的基礎。1899年秋,羅振玉還提升他擔任東文學社的學監(jiān),但不久王國維因與學生不和而放棄了職務,但羅振玉仍然支付月俸。期間,王國維有機會從該社助教田岡嶺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華,遂開始對西方哲學發(fā)生濃厚興趣。王國維后來還隨其學習英語。通過學習,他在《農學報》上發(fā)表了他譯介的日本池田日升三的《農事會要》和飯島魁的《動物學》。可以說,這所學校為他日后進入他的“獨學時代”,并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羅振玉的教育活動始于在上海開辦的東文學社,在當時沒有專門教授日語的學校背景下,東文學社首開風氣,成為當時中國第一所教授日文的學校,也是少數教授科學和英文的學校之一,培養(yǎng)了中國第一代日語翻譯人才,他們直接翻譯或者通過日文轉譯的農學和教育學書籍,促進了近代先進農學技術和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對于清末中國農業(yè)和教育的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王國維、沈纮、樊炳清等人在編譯事業(yè)上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績,不僅是東文學社辦學的成果縮影,也是羅振玉興辦近代學校教育的成功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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