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第（1823—1886），字子上，號槐西居士，江蘇山陽（今淮安市淮安區(qū)）人。清道光三年（1823）生于邑之新城。
高父士魁（1792—1866），字映斗，號紫峰。道光己丑（1829）年進士，1832年以知縣補用，攜家赴四川，至蜀，代成都府辦科試提調事，補官丹棱知縣，署簡州，升任蓬州知州。高士魁為官認真辦事，關心民間疾苦，興利除弊。親自管理平糶米糧出納，防止胥吏侵蝕，捐廉興學，親為生員講授，四境風從。辛亥（1851）冬，謝病歸里，次年二月，自閬中登舟，四月二十四日抵淮。住西長街，與丁儉卿（名晏）相鄰。咸豐乙卯（1855）主講奎文書院，教授生徒，諄諄以治經學為重，晚清淮安著名學者徐嘉列門墻受業(yè)，段朝端也常登門問學。徐嘉《賓華叢筆》：“師以獎進人才為己任，扶植善類，煦如陽春，士林咸樂之。《虛靜齋詩草》一卷，風度沖曠，不事矯飾，《南城蘆葦歌》俯仰今昔，論者比于顧亭林《淮東詩》，吳梅村之《臨淮老妓行》�！薄皫煙o書不讀，學術純粹，而不以學名，無意為詩而甄錄最夥�！保ǘ纬酥洞换ㄩw文存·〈明詩鈔〉書衣題記》）丙寅（1866）八月病逝，終年75歲，祀于奎文書院。
高延第幼承家學，10歲時與兄延恩隨父入川。18歲上，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對他震動很大，曾想從戎報國，“馳驅疆域，生死非所計也”。是年冬，兄延恩病逝，延第以侍親無人，遂改變其志�！叭脎幼x書即求實用，不屑于帖括章句。凡治亂源流，學術正偽，究心搜討，無稍模棱。”（邱崧生：《高先生行述》）在川從成都人范竹坡先生學，同學有范偉臣、范惕南（二人為竹坡之子）、李范堂（字延模，丹棱人）、鮑余豐（華陰人）等，他們常在一起議論時局，探求救世之道，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字。
咸豐元年（1851）春，由于“蜀水程險阻，不得應郡城縣試”，高延第由川赴京，“援例（入太學）應京兆試”，不售�！巴等f里，所過山川興亡古跡必流連憑吊而后去�！庇性娸d于《涌翠山房詩集》。高延第性狷介，都中有位“貴人將有主試之命”，聞延第名，派人“招之至”，但高延第卻說：“讀書人自有其分，以布衣干謁顯者，是越分也。”婉辭不往。
1852年，高士魁解職離川，延第亦隨之歸里，不久又去京城太學讀書，于1858年秋與徐嘉同行回淮。其時太平天國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江南數省，江北捻軍活動亦異�；钴S，清政府借“剿寇”，窮兵黷武，增加賦稅，百姓遭殃，地方頗不安寧�！拔匆姶髷秤�，徒然騷里閭”（《軍興雜詠二首》）。他還在《續(xù)續(xù)小娘歌十首》中寫道：“聞說將軍破賊回，金戈鐵馬殷晴雷；雖然未縛吳元濟，載得河西鵝鴨來（原注：鎮(zhèn)軍龔耀倫出師運河西，遍掠鵝鴨而返，時有不打‘長毛’，打‘扁毛’之謠）�！逼湓娦蜗蟮乜坍嫵銮遘姽俦琛捌瓶堋睘槊�，行掠搶之實的丑惡行徑。
1864年仲冬，應江寧“收復”①后鄉(xiāng)試，仍不售。
1866年父高士魁病逝，高延第從此“深閉不出，銳意著書。家藏書萬卷，丹黃②甲乙，辨訛訂偽�！壬稚砩媸溃滦刑亓�，得力于儒經術者為多�！庇捎诟哐拥谝恍闹螌W，成為遠近聞名的飽學之士，地方官員常常登門求教。他“遇可言者，盡言之”，而那些不學無術的平庸官吏，不論職位多高，一概拒之門外。漕督吳棠與之交往甚密，吳棠在案牘之余，常來高府，與高延第切磋學問。后吳調任四川總督時，請與隨行，“聘入幕，不就”�；窗仓畬O云錦請其任麗正書院“主講席”，高曰：“今世多亟功利，學校不興久矣。居主講之名，而不能輔世立教，何為也？”仍然力辭不就（邱崧生：《高先生行狀》）。
1872年，漕督張兆棟延丁晏總理撰修《山陽縣志》事務，分纂為吳昆田、高延第、丁壽恒、王琛、楊鼎來、何其杰、魯蕡、王賓等。次年縣志刊行。淮安學者段朝端在《淮著收藏記》中記載：“……（《山陽縣志》）實為高子上（延第）、吳稼軒（昆田）、魯仲實（蕡）三人為之，余人列名而已。總纂何子貞（名紹基）于修志之事絕不一問，柘唐（即丁晏）師年老健忘，亦未嘗屬筆也。其書體例簡潔，敘次雅
飭③，自較舊志為勝�！�
光緒八年（1882），漕督黎培敬、淮揚道桂嵩慶、淮安知府孫云錦議決修《淮安府志》，延聘吳昆田、高延第為總纂，段朝端為分纂，于光緒十年刊印行世。段朝端又在《淮著收藏記》中寫道：“……予分得數門，以塵冗牽率，稍有編纂，遜之亦公編就‘職官’一門。時稼公（指吳昆田）老病，余皆子上一手考訂。體例視舊志為潔�！�
是年，高延第又與盱眙王錫元修纂《盱眙縣志》。
高延第一生無功名科第，僅為“監(jiān)生”。然他的學識為仕宦、學者所欽佩，學使黃漱蘭（名體芳）侍郎以他的學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欽賜翰林院待詔”的虛銜。其著述有《淮安府志》、《山陽縣志》、《盱眙縣志》、《老子證義》、《廣韻重文補注》、《涌翠山房集》8卷、《論文要旨》、《五朝近體詩選》、《山陽耆舊詩選》、《孫吳司馬補注》（未完成）等。
高延第先生是淮安著名學者，他編著的《淮安府志》、《山陽縣志》遍及海內，筆者就僅見之《涌翠山房集》、《老子證義》，對其著作，做一個概略介紹。
高延第一生未得一官半職，然他以詩文名噪鄉(xiāng)里，一時為人傳誦，即使現在讀起來，也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深沉的思考。他經歷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個朝代，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行將最后崩潰的時代。清王朝政治腐敗，外侮日亟，雖國力匱乏、技術落后，民不聊生，但統(tǒng)治者仍在做著“東方帝國”的美夢，狂妄自大。面對外族入侵，林則徐輩雖有“攘夷之志”，但受到各方面的掣肘，無力回天。生產力的落后，生產水平的低下，注定了清王朝在鴉片戰(zhàn)爭中失敗的命運。高延第對此有較深刻的認識：“東南夷禍一發(fā)而莫之御，糜爛數省，歷年而后定，豈不哀哉！原其始，中國之人狃④于承平，耽于驕逸，又習聞華夷貴賤之陋說，虛驕自大，發(fā)為區(qū)區(qū)島夷，終不能越重洋與我為難；及聞輪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討論敵情虛實，以為備御�！袊閯�，外人了若指掌，彼中領要，此間若無聞見，一二大吏負當世物望，慨然有攘夷之志者又不熟察乎此。以曲為之防，而欲以氣凌之，……不知偷安渙散之人心，不足當兇焰；朽鈍糟粕之器械，不能敵堅利�！保ā队浲跻刎┱Z后》）清王朝盲目的樂觀，妄自尊大，“偷安渙散之人心”，“朽鈍糟粕之器械”，確實是戰(zhàn)爭失敗的關鍵之所在�；杪樀那逋醭y(tǒng)治者只能以割地賠款“以善其后”，接著高延第痛心地寫道：“嗚乎！……金幣會盟適足以自偷自惰，而非久安之方。觀古鑒今，非有深沉奇?zhèn)ブ�，烏能勝其任乎！�?/SPAN>
《涌翠山房集》文四卷，計六十四篇。高延第的古文上學唐代韓愈、柳宗元，下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學貴施諸實用”，他抱定“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善其身”的宗旨，默默走完人生旅途。清康乾時，由于主政者的引導和提倡，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埋頭訓詁，八股文之風漸盛，“學以致用”的風氣日趨衰微。高延第繼承了我國古代“學以致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難能可貴的。其文集的內容，上有“漢唐之經訓，伊洛之名理”，“下至兵農庶政，皆言之洞澈⑤�！逼浯碜鳌睹麑嵳摗�、《吏商論》等，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傳世佳篇。
《名實論》開篇提出“何謂名？曰：工也、商也、農也、士也”，“何謂實？曰：工必能規(guī)矩，執(zhí)繩墨，運斧斤，制器械宮室；商必能度貴賤，居奇嬴，通有無，應趨市者之求；農必能辨土宜，識五種，知早晚，疾耕數耨，早穡而多獲；士必能立行誼，通古今，達治體，以任事而立功�！币粋�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yè)，必須“名”與“實”相符合，“事業(yè)不同，歸于有用”。高延第通過對當時社會的清醒觀察，認為從事工、農、商者“冒濫鹵莽于其間者”，“十人中有一二人”，而讀書人卻不是如此，一味鉆營為官之道，士習糜爛，沈湎于八股文中，一旦求得一官半職，則忙于“網利”，“若夫所謂士者，吾惑焉，問其業(yè)，自應試文外……無有也；問其所讀，自坊刻《五經》、《四書》外……無有也；以言乎立身，義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賢不肖之不分。求其言為范而行為則者，無有也�！弊x書人中“冒濫鹵莽”者，十人中就有九人。然而世人“見工商農之為偽者，則訶而斥之，見士之為偽者則優(yōu)而假之”，此風盛行，必“貽患天下”。
接著高延第論述了中國歷史上“名”與“實”不符的現象，闡明自己對“功”與“過”、“邪”與“正”、“賢”與“不肖”的觀點，企望能以此引起仁人志士的關注，從而使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有所改變。當然高延第的這種良好愿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高延第的《吏商論》，對清王朝官吏的丑惡面目給予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鞭撻。據云，此篇原題為《仕商論》，高去世后，其子承裕請徐賓華先生整理其遺著，準備刊集行世，昔日友人怕刺痛“在位之人”而引來“禍患”，提出不收入《涌翠山房集》中，在吳涑（吳昆田之子）的堅持下，改題為《吏商論》收入《集》中（見吳涑：《抑抑堂札記》），使這篇針砭時弊的佳作得以傳世。
高延第在《吏商論》中直言不諱，“吾觀今之為吏者，乃真所謂商也，而且小吏不能為，為之者必出于大吏”。這些“位高多金”，還千方百計撈錢的大吏，“及其衰老”時，“財多不能無耗減”，“恐蹈危機，而喪失其所有”，于是利用自己的權勢余威“交歡商賈”，以“逐倍蓰之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撈取更多的錢財，供自己享受揮霍，“以財自娛”，同時也為了“將以貽其子孫”。而原為商者則“樂竊公卿貴人之積威余勢，以籠利權，且時時輸其贏余”，買個官來做做�！坝谑巧桃矁叭还僖印薄！吧獭币坏椤肮佟�，則變本加厲。這樣官、商相互勾結，“通緩急，寄財賄，與之交，互隱蔽”，“吏以商為師，商倚吏為庇”。這種腐敗的“吏商現象”日盛，其結果必然“滂洋天下，擇踞壟斷，使天下之財，所以上佐國家，下贍萬民者，胥歸吏商之一途；而負擔轉販之貧民，求升斗之利以為仰事俯蓄之資者，反致于喪失而得罪。”高延第對吏商深惡痛絕。他對吏商的丑惡面目，揭露得何等的淋漓盡致，對吏商的危害剖析得何等的深刻入微！
然而，高延第仍感意猶未盡，他又寫下了《吏商余論》。他指出：在道光初年，“吏治雖弛”，其貪黷的官吏以權謀私，尚“不敢張目放手”，“公為盜竊”，是在遮遮掩掩的情況下進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吏道益雜，人情如鬼”，以權謀私則明目張膽地公開為之，“無所愧恥”，“甫蒞一官，必多方羅掘以贏利；甫治一事，必百計侵冒以網利�！边@些吏商“儼然以行商坐賈為利國之亟務，聽其言若有成效，實則明有開銷，暗有侵蝕，入公家者十之一二，入私橐者十之八九�！弊詈笞髡吒锌刂赋�，這些吏商還敗壞了社會風氣，使得人心不古，“以今日之人心積習觀之，雖天雨粟，地出金，終無給足之一日，而萬事且益隳焉”。只有肅清這些吏商，百姓才能安居樂業(yè)，否則“又將安歸也”？細細品味高延第的這些論述，對照當今某些腐敗現象，無疑有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高延第的古文鋒芒銳利，慷慨激憤，如果沒有對封建社會深刻的認識，當然是不可能寫出如此尖銳痛斥時弊的皇皇文字的。應該指出，高延第對時弊的抨擊，雖痛快淋漓，但仍然站在維護清廷封建統(tǒng)治者立場上的，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到農民起義、農民戰(zhàn)爭時，稱起義者為“寇”、“賊”，也為統(tǒng)治者出了不少“主意”，提了不少建議，我們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老子證義》刊刻于光緒丙戌（1886），高延第去世之前，他在《自序》中說：“夫無為之說，孔子嘗言之，修內以治外，執(zhí)簡以御繁，帝王之道不過如此�！备哐拥趯Α独献印返难芯�，也出之于“學以致用”。老子是我國上古時代偉大的哲學家，老子學說具有自然的辯證法因素，他提出“無為”的觀點，指出國家不安定是統(tǒng)治者造成的，主張“損有余而補不足”，用現在的話來說，即貧富懸殊不能太大，如果這種懸殊過大了，社會就不穩(wěn)定了。要千方百計使農民生活有所改善，農民安居樂業(yè)了，國家就易于治理了。高延第于諸子百家中，對老子情有獨鐘，這是因為老子的學說與其思想有共鳴的緣故。但老子被奉為道教的“祖師”以后，“神仙丹經之說興，而老子之旨晦”，老子被披上了神秘的色彩。高延第作《老子證義》，即在于還老子學說的本來面目。他把《老子》逐章進行詮釋，闡明其真正含義。晚清學者段朝端評價該書：“注《老子》者無慮數十家，非失之空虛，則失之穿鑿，鮮有明其微意者。今子上先生盡摒諸家，重為疏正，于老子痛抑貪競偽薄之旨，末世君民之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持身涉世，深得于老子之學。”此評是務實中肯的。
高延第的詩亦四卷，詩風頗近蘇東坡，豪放直率。其內容以記游、即景、吊古、懷友、唱和為主，當然不乏觸及時勢的詩篇，如《軍興雜詠》、《續(xù)續(xù)小娘歌》、《庚申記亂》等。僅錄幾首，以窺一斑。
漁人二首
漁人晨理棹，搖破一江煙。
薄暮負竿出，斜陽在釣船。
漁歌何處來，煙水相與永。
蔌蔌蒲菰間，時見蓑笠影。
這兩首即景小詩，仿佛國畫小品，明白如話而意味無窮。
野望懷蜀中諸友
清秋登高原，落日覆人面。西南千萬峰，云浮渺難見。
緬懷山中人，極望目為眩。憶昔同讀書，桐陰轉深院。
更逐曾軒涼，空庭曳月練。放言杯酒間，沈冥不知倦。
一朝隔山岳，中原困攻戰(zhàn)。倏忽十年中，人事日千變。
舊好那能忘，觸緒增繾綣。蛟螭塞江湖，豺狼滿郊甸。
空有后來期，余生逐奔電。
這首詩既寫實又寫意，既以此澆自己心中的塊壘，又表達了對青年時代朋友的深切懷念之情。
高延第先生“優(yōu)干濟博，通載籍，練習掌故，屯田、筑堡、兵革、韜略之要無所不瞻�！保◤堈作耄骸队看渖椒考ば颉罚┮簧螌W，“毀齒厲志，頭童不衰”，贏得了海內莘莘學子的尊敬，他雖未設館授徒，“后生秀髦或藉君考道而問業(yè)”者，為數日眾。晚清淮安學人邱崧生云：“崧生游先生門晚，每月必數謁，謁則必教以修身為學之道�！备哐拥诰褪沁@樣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令人尊敬的學者。
注：
①“收復”：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改南京為天京，正式建都，清江南鄉(xiāng)試被迫停止，1684年夏，天京被清軍“收復”，冬，江南鄉(xiāng)試恢復。
②丹黃：赤黃色。舊時圈點書籍，句讀用紅色，錯誤的字句用黃色，故稱點校文字為丹黃。
③雅飭：意典雅嚴謹，合乎禮制。
④狃：狃niǜ，習慣。
⑤洞澈：同“洞徹”，透明，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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