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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長江綦遠，百司庶府，衛(wèi)士編氓，一仰于東南之粟，于是漕議始重”。明初，漕糧是海陸兼運，后因海運險惡，陸運艱難，于是又有疏鑿漕道重行水運之議。成祖九年(1411年)，因愛惜民力未許。其后濟寧州同知潘淑正上疏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里，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遞運之苦，實國家無窮之利�！庇谑侵匦驴�會通河(臨清經(jīng)東平、濟寧至臺莊段)，西南流至南旺，中分，北達衛(wèi)水，南出濟寧。運道遂通，乃罷海運。成祖永樂十年(1412年)命陳（王宣）專理河漕，陳深知“運漕必先治水”的道理，“乃浚清江浦”，“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征二壩”，“以平水怒”；對濟寧、南旺、高郵諸湖，“筑長堤以蓄巨潴”；“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至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安至通州河濱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zhuǎn)運”。(摘引自《古今治平略二，明漕運》)。漕運事經(jīng)如此周密經(jīng)營，山東運河南段及淮南運河，數(shù)十年漕路無虞，運道無阻。其時江浙大米皆由長江運至淮安新城和城北的末口，然后陸運過壩北上�；窗苍阡钸\中和在促進南北經(jīng)濟文化交流方面再度顯示了它的特殊地位。
  重疏會通河，是明代在治運事宜上一樁明智措施。元時會通河已漸壅阻。永樂十三年(1415年)采用當?shù)毓賳T向英的建議，在山東東平縣戴村和（土罡）城兩處建壩，將汶水和沿線泉水、溪水全部匯集起來，引到運河分水嶺南旺，并在南旺建閘分配水量，南旺向北流至清河的占十分之六，向南流至濟寧的占十分之四，以保證運河南北的水源。由于南旺南北地勢高差大，河道城度陡，為降低水速節(jié)制水量，在南旺北段建閘17座，南段建閘21座，以保證漕船能順利通過分水嶺南旺。至此，南北3千多里大運河得以暢通，年漕運量最高竟達500多萬石。
  清初，漕運仍沿用明制，繼續(xù)推行“長運法”，即將各州縣征集的漕糧，運至附近口岸，向軍船交兌�；窗�、徐州二倉附近漕糧，貯由民運直接交倉，然后循運河統(tǒng)運京都。當時淮安衛(wèi)頭幫負責兌運蘇、常二州屬漕糧，配置屯丁760名，由糧儲道掌管。每船配置漕運丁1名、熟練水手9名，10人1船，10船1小幫，實行互保，1船出事，10船聯(lián)坐。在漕運管理上是比較完善的。在治河措施上，基本上采用明代“借水攻沙”、“借黃濟運”和“蓄清刷黃”等的辦法。對于蘇北里運河堤防，主要是培修兩岸大堤，如此年復(fù)一年，反使河底淤積日增，隱患更甚。這里既表明了當時治水科學的極其落后，也反映了封建統(tǒng)治者愚昧無能，面對滾滾洪流已心勞日拙，無以為計了。自順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由于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刑家口等處決口不及堵塞，河患日益嚴重。順治十六年，歸仁堤再次決口以后，淮水由高郵、寶應(yīng)諸湖直瀉運河，從清口以下，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滴跏�五年(1676年)“各地又復(fù)大水，黃淮又復(fù)并漲”。自清江浦至�？诩s300里，往日黃河水面在清江石工之下，當時石工已淤成平陸；往日河身深2、3、4丈不等，當時深者不過8、9尺，淺者2、3尺。黃河淤，運河亦淤，淮安城垛己逐漸低于河底了。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8月，河口決堤，淮安、阜寧、鹽城等縣盡成澤國，廬舍漂沒，淮安漕運由此中斷多年。
  因為“黃河南行，淮先受病，運亦受害，由是治河、導淮、濟運三策，群集于淮安末口一隅”。其時淮安“施工之勤，靡帑之巨，人民田廬之頻（止夕）受害，未有甚于此者”。
  清代中葉以前，東南之粟，仍賴運河北調(diào)，經(jīng)淮安的漕糧仍相當可觀。以往東南漕船由清口至董口，須經(jīng)黃河200余里�！翱滴醵�十五年河道總督靳輔因黃河風濤險惡，于是自駱馬湖鑿渠，經(jīng)宿遷、桃園(今泗陽)至清河仲家莊河口，取名曰“中河”。從此，糧船沿運河經(jīng)淮安西北出河口后，僅行黃河數(shù)里即入中河，直抵張家河口，避免了黃河180里險道，航行安全，漕運稱便”。開鑿中河，使中運河水勢基本上穩(wěn)定下來，達到“黃運分立”，這是清代河督在治河方面的一大貢獻。但是，黃河橫亙東西，運河縱貫?zāi)媳�，作為中河、里運河(淮安至揚州)、黃河、淮河交匯處的清江、淮安，就成為水流矛盾的尖銳之處。
  乾隆初，又大浚運河，淮安府屬的山陽各縣漕糧，試行每石改征折銀l兩。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因淮安北清河、桃園兩縣不產(chǎn)米粟，遂令先動司庫銀兩，“按照時價或就地或在外地采辦，令民輸銀還款，謂之民折官辦。其后阜寧各縣皆行之”。乾隆末，南旺以南運道又復(fù)阻塞，各省漕糧，惟山東可通漕河北去，余均押抵淮安。
  嘉慶年間，黃淮肆虐，河患日深，運道屢塞，因“借黃濟運”，以通漕舟。但是弊端很多。嘉慶十四年(1809年)，淮揚運河300里淺阻，兩淮鹽政司俟9月內(nèi)漕舟過竣，隨堵塞清江三壩，筑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雖獲得一時之效，但難收根治之功。以后黃河泥沙使河床淤高，至咸豐年間(1851年至公元1861年)黃河改道由山東入海，淮安北邊的黃河形成廢黃河，南北漕運再次受阻。
  自清初至咸豐期間，由于黃淮侵運，多處運道是屢浚屢塞，漕運也隨之時續(xù)時斷，所以清中葉以后又有恢復(fù)元時海運的議論。當時由上海雇商船海運京都，民皆稱便；又因乾隆年間試行糟糧折現(xiàn)之法，于是運河漕運漸廢。
  明代至清中葉是漕運繁重時期，也是淮安水運鼎盛時期。這期間，經(jīng)淮安北上的漕糧年達400萬石，經(jīng)淮安南運的正綱鹽年在130多萬引(每引約200市斤)。除漕運、鹽運之外，雜貨、手工業(yè)等商品入境、過境的數(shù)量也十分驚人�；窗渤且约俺潜钡暮酉率巧唐肺镔Y的集散地，清乾隆年間，淮安鈔關(guān)收取的關(guān)稅每年多達幾十萬白銀，可見其時運輸規(guī)模之大。吳承恩的《秋興》詩中有“日觀千檣通貢篚，云旌雙郭引清笳”之句，就是他當時觀賞淮城以至河下河運盛況的記實。明初，大學士邱浚途經(jīng)河下時，曾賦詩贊曰：“十里朱旗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揚州千載繁花錦，移在西湖嘴上頭�！庇中蜗蟮胤从沉水敃r淮安歌舞升平的景象，簡直可以與“春風十里揚州路”相媲美了。清中葉以后，淮安漕運漸趨衰落，至清末終于一蹶不振、“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