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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被長期壟斷的經(jīng)營事項，漢代與唐代都曾把壟斷鹽利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鹽商以絕對的壟斷經(jīng)營權(quán)，是明清時期才有的事。
  奢侈生活影響了社會風氣
  明清時期的鹽法被稱為“綱商引岸”制度。鹽商運銷食鹽，須先向鹽運司交納鹽課，領(lǐng)取鹽引，然后到指定的產(chǎn)鹽區(qū)向灶戶買鹽，再販往指定的行鹽區(qū)銷售。然而鹽引并不能隨便領(lǐng)取，商人必須以引窩為據(jù)，證明自己擁有運銷食鹽特權(quán)。為了得到引窩，商人又必須事先“認窩”，也就是交納巨額銀兩取得官府授予的壟斷經(jīng)營權(quán)�！熬V商引岸”制度使鹽商基本上壟斷了全國的食鹽銷售，因此他們可以任意壓低買價，抬高賣價，獲取巨額利潤。除壟斷經(jīng)營權(quán)之外，朝廷還給鹽商以很多其他優(yōu)惠條件。如允許他們“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數(shù))以及“借帑”(即從國庫里借錢營運)。有了這樣的保證，鹽商可以說是坐收暴利。
  但是，由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鹽商傾向于用賺來的錢購買土地或者捐納官職，而不是擴大再生產(chǎn)。此外他們會把大量的錢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費中，其中尤以居住在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揚州是兩淮鹽運司衙門所在地，鹽商多聚集于此。據(jù)《清稗類鈔》記載，黃均太是當時兩淮八大商總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飯需要耗銀50兩。之所以這么貴，是因為這碗蛋炒飯要保證每粒米都是完整的，且必須粒粒分開，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來外面金黃，內(nèi)心雪白。與這碗飯相配的是百魚湯，湯里包括鯽魚舌、鰱魚腦、鯉魚白、斑魚肝、黃魚膘、鯊魚翅、鱉魚裙、鱔魚血、鳊魚劃水、烏魚片等等，極盡精致之能事。更令人咋舌的是，據(jù)說他吃的雞蛋是吃了人參、蒼術(shù)等藥物的雞下的，所以味道特別好。清人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一書是揚州鹽商奢靡之風的全面記錄，吃喝玩樂就不必說了，據(jù)說鹽商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來消遣。例如，為了比誰更有錢，大家紛紛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鎮(zhèn)江金山的寶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誰的金箔第一個飄到揚州。鹽商過著非常悠閑的生活，他們修建樓臺館榭，養(yǎng)戲班開戲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調(diào)脂弄粉。鹽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揚州的社會風氣，當時市面上游逛著大量閑人，他們無所事事，整日流連在茶館和澡堂之間。
  合謀與矛盾
  明清時期的鹽法所采取的“綱商引岸”制，背后有種種復雜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國家沒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會經(jīng)濟，所以傾向于采取“包”的形式，抓住實力雄厚之人，責成他們承包到底。也就是說，鹽商雖然手握壟斷經(jīng)營權(quán)，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給他們這些好處，而是利用他們增加財政收入，他們的負擔也很沉重。按照道光年間的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的說法：清朝初年，兩淮鹽區(qū)(行銷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綱鹽課銀原有90余萬兩，加上其他雜款，也只有180余萬兩。但是到了乾隆年間，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達到400余萬兩銀，是原額的好幾倍。而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之后，兩淮鹽區(qū)每年需要交納的款項竟然達到800余萬兩之多。
  朝廷為了加強對鹽課的征收，設(shè)置了各種機構(gòu)和官員，他們往往把鹽商視為圈里的豬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無止無休。因此，鹽商的負擔還不止于行鹽納課，還要承受官員的額外盤剝。雍正時期，皇帝厲行改革，把很多陋規(guī)都進行透明化處理，確定下來，免得官員浮收。兩淮鹽區(qū)規(guī)定鹽商要以“公務”的名義送給鹽政每年8萬兩白銀，以“薪水”的名義送給鹽運司每年4萬兩白銀。數(shù)量如此優(yōu)厚，目的就是減少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但是，在鹽的收購、運輸與銷售各個環(huán)節(jié)，官吏們?nèi)詴�伸出貪婪的手，雁過拔毛。當時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與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沒有比鹽商辦鹽更艱難繁重的了。合計下來，商人暗里支出用來打點官吏的費用幾乎相當于成本的一半。如巡鹽御史一職，初時只有六品，卻是人人艷羨的肥差，而且一般只能由相當于皇帝家奴的內(nèi)務府官員擔任�？滴醭瘯r，內(nèi)務府官員李煦長期擔任兩淮鹽政，離任時他還戀戀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請求再留一任。
  皇帝雖然屢次下旨嚴禁官員貪污腐敗，但是實際上他們自己加給鹽商的攤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頭上雖然說“一切出自內(nèi)府，無煩有司供億”，但是主要花費的都是長蘆、兩淮鹽商的錢。鹽商們爭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歡心，用度無算。乾隆年間爆發(fā)的兩淮鹽引案，虧空達1000多萬兩，其中就包括“備辦南巡出差銀”。不僅如此，康乾以來，朝廷每次遇到重大軍需、慶典、賑務、工程，需要花錢的時候，鹽商們都得踴躍捐輸，多則數(shù)百萬，少則數(shù)十萬。乾嘉年間，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白銀3000萬兩之多，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持朝廷鎮(zhèn)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四年(1799)到八年之間連續(xù)六次捐輸，共計白銀550萬兩。
  近代黑社會組織的起源
  “綱商引岸”制度對于百姓的食鹽需求是十分不利的，以至于鹽政問題成為清代最大的積弊之一。
  首先，在“綱商引岸”制度下，商人各有銷區(qū)，他人不得闌入。但是有些銷區(qū)離鹽產(chǎn)地很遠，交通不便，行程艱險，商人運鹽到岸需要耗費巨資，所以他們經(jīng)常包課而不運鹽，百姓便有食淡之虞。其次，鹽商因在特定地區(qū)占有引窩，于是有條件任意抬高價格以剝削食鹽的消費者，其價格往往高于產(chǎn)地價格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使百姓苦累無窮。第三，由于壟斷的運銷方式，百姓無可選擇，必須食用該地區(qū)鹽商所運鹽斤，所以鹽商常常無視民間疾苦，以次充好，他們在鹽內(nèi)攙和沙土，百姓買到之后還需淘洗另熬，才能食用。
  “綱商引岸”制度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制度，而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要求有自由流動的市場，二者之間的沖突必然引發(fā)了私鹽活動。私鹽純粹受市場控制，對消費者而言沒有強買強賣的問題，質(zhì)量相對好，價格相對低，購買十分方便，經(jīng)營方式也比較靈活，可以賒欠，可以用實物交換，比起官鹽來有諸多便利，因此頗受百姓的歡迎。
  但是，販賣私鹽畢竟是違法活動，它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在清代，販賣私鹽的人被稱為私梟，一個梟字突出反映了他們的兇狠強悍。他們往往是有組織的，成群結(jié)伙可達數(shù)十至數(shù)百人之多；他們配備武器，使用刀矛甚至火槍，其勢力是一般犯罪團伙所無法相比的。在私梟猖獗的地方，官兵多半只能睜一眼閉一眼，無可奈何。私梟很容易發(fā)展成為黑惡勢力，近代的黑社會組織青幫即脫胎于清代的私梟清幫。
  清中期以后，鹽商報效捐的壓力漸漸增大，又要品嘗“借帑還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強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為了克服危機，他們只有不斷抬高鹽價一條路，以至于民間出現(xiàn)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騰。而私鹽則趁機大行其道，幾乎占據(jù)了官鹽一半的市場。
  面對官鹽嚴重滯銷的局面和私鹽活動的猖獗，朝廷決心對鹽法進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朝廷議準兩江總督陶澍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兼管，以統(tǒng)一事權(quán)。陶澍大刀闊斧地將淮北引鹽為票鹽，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許資本較小的商人經(jīng)營，他們不必認窩，只要繳納鹽課就給據(jù)官票，讓他們憑票販鹽。他的這一舉措很快收到了實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1850)，兩江總督陸建瀛又將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鹽法漸漸向福建、兩浙、長蘆等鹽區(qū)推進。綱法改為票法，從根本上取消了鹽商對鹽業(yè)的壟斷，深刻地觸犯了鹽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盡管如此，新制度逐漸取代舊制度，壟斷被打破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