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淮安籍從政為官的人當中，其職位最高、爵位最顯者當數(shù)封疆大吏、直隸總督楊士驤。
楊士驤（1860—1909），祖籍安徽泗州。其祖殿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來淮任漕運總督，咸豐三年（1852）卸任后，于淮安南門更樓東購置一宅院，遂定居淮安。其父鴻弼，“嬰末疾不仕”，幼年即有殘疾，把一生精力均用在培養(yǎng)子女上，“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士驤少年時，祖、父相繼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窘，但士驤兄弟讀書則愈加勤奮。他16歲成了秀才，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授編修，從此步入仕途。
楊士驤為官，“以干練稱于時”，從翰林院外放直隸通永道，不久升為按察使，又遷江西布政使。短短十余年時間，他春風得意，成為清廷的高級官吏。
光緒三十年（1904）十二月，清廷宣布楊士驤（接替袁士凱，袁升任直隸總督）為山東巡撫。他在任近三年，其政績斐然，值得一書的至少有二：
其一，與德國侵略者進行了有理有節(jié)的斗爭，比較妥善地處理了“膠州灣事件”和“曹州教案”。光緒二十二年（1897），兩名德籍傳教士在曹州巨野被義和團所殺，德國以此為借口出兵強占膠州灣及膠州（今膠州市）、即墨等地。1898年，德國侵略者也模仿英國“租借”香港新界那樣，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膠州灣，租期99年，準許德國享有修筑膠濟鐵路的特權。德人還提出為了保證鐵路沿線的“安全”，“自膠至高密悉為德兵所駐守”并擁有沿線兩側30華里內礦產開采權。德國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的遭到山東及全國人民的反對，清廷也以山東距京師近在咫尺，一直未在不平等的《膠澳租界條約》上簽字。楊士驤到任后，整飭曹州一帶，“行清鄉(xiāng)法”，嚴厲督捕“盜賊”，沿鐵路線地區(qū)的社會治安有了明顯好轉，使德人找不到沿線駐軍的口實。然后，他以隆重的禮節(jié)與“德酋”談判，“以歡結之”，“漸以理勢開曉”，與之進行了有理有節(jié)的斗爭�！缎脸髼l約》簽訂以后，八國聯(lián)軍相繼撤出京津地區(qū)。楊士驤趁勢進一步與“德酋”交涉，終于使“德人竟撤兵還我利權”。德軍首領“且請其國主賚楊以寶星也”�！皩毿恰笔呛挝铮坏枚�，大概是勛章、紀念品之類的東西吧�？傊瑮钍矿J在外交上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
其二，嚴法規(guī)，治黃河，使“數(shù)年山東無河患”。黃河流經山東近千公里，“歲漫決為巨害”。楊士驤輕車簡從，沿黃河入山東境內處一直至入海口進行了考察。他認為黃河每年決堤為患的原因除“淤高而堤薄”以外，“人禍大于天災”，主要是負責河工的官員責任不到位，治水經費鯨吞嚴重，獎罰不明。有的河工官員沒有治好河，反而“遷擢”，易地做官，楊士驤針對上述情況“乃定章程”，如果“歲安瀾”，則“官奏敘”升遷，獎勵“弁兵”；如果“河決”則“官嚴參，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論斬”。每年汛期，他總是“身巡河堤，厲賞罰”，使得負責河工的官員人等絲毫不敢懈怠，“自是數(shù)年”，山東境內黃河安然無虞。
光緒三十三年（1907），楊士驤“代袁士凱為直隸總督”，袁改任北洋大臣。袁為籌辦近代新軍，需大量經費，楊士驤積極為其籌劃，“承其后一切奉行罔有違，財政日竭難乎為繼而周旋因應”。袁與楊私誼極好，楊隨袁亦步亦趨，使朝中官員“側目視之”，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光緒三十四年（1908），永定河泛濫，殃及京津地區(qū)。楊士驤經過實地考察，上疏認為永定河成災“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暢”，“一由減壩失修，分消無路”。永定河流經京城西南蘆溝橋以下，以前有一條“減壩”，由于年久失修，淤塞嚴重，每到汛期，不能起分洪泄洪作用，而且支流也常泛濫，增大了受災面積，楊士驤請“撥帑四十六萬兩”，得到朝廷的批準。這年光緒皇帝駕崩，其陵寢移西陵，興師動眾，民怨沸騰，楊士驤提出“所需不得攤派民間”。作為干練的高級官吏，他清醒地看到清政府積重難返，大廈將圮，從維護封建王朝統(tǒng)治出發(fā)，上書直言“國初因明季加派紛繁，民生凋敝”，特別京畿地區(qū)徭役攤派更重，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導致明王朝的滅亡，應從中吸取歷史教訓。主張改革京畿地區(qū)田賦和徭役負擔。直隸農民多負擔了徭役則“田賦應較各省輕”，徭役應折為銀兩，沖交賦稅。朝廷新政，如辦巡警、興新學等費用不能向老百姓攤派。每年“擬官紳應合查常年應官差徭，實系公用者，酌定數(shù)目折交。州縣自辦（工程）不得濫派折錢。”楊士驤的上書雖然得到朝廷的重視，但在當時情況下，根本沒有得到認真的執(zhí)行。他的種種努力當然也挽救不了清王朝覆滅的命運。
楊士驤身為清廷的封疆大吏，權傾朝野，但為人十分隨和幽默、不拘小節(jié)。關于他的傳聞頗多，常常被清末民初的小報披露于報端�！把a白大王”鄭逸梅在一篇題為《楊士驤喜啖羊肉》的短文中寫道：“督直隸時，陛見之余，至前門某街，入羊肉館一快朵頤，因座皆下隸廝養(yǎng)，楊不在意。啖既，甫出門，遇同僚李京卿驅車過，與之為禮，訝詢何以至此，同則謂此間羊肉館素負盛名，微時嘗食而甘之，今日偶經此地，肉香觸鼻，不覺饞涎欲滴。因拉李入座試嘗之，李雖頻加贊美，然殊感坐立不安，楊據(jù)敗桌，坐敝凳，又復大嚼，其脫略形跡如此。”一次，楊士驤赴回人馬龍標的宴請，滿桌菜肴皆雞鴨，而沒有豬肉，酒酣，他對主人說：“君的名字可以‘雞鴨雜’為對�！薄半u鴨雜”即淮安方言，雞鴨的內臟。經他一解釋，客人皆大笑不止。據(jù)說，楊士驤十分懼內，“雖置姬妾而不許值宿愿”，楊曾撰聯(lián)，“平生愛讀游俠傳，到死不聞綺羅香”以自嘲。
楊士驤于宣統(tǒng)元年（1909）逝于任上，享年50。至于楊的死因，當時眾說紛紜，有病逝，仇殺，情殺，被革命黨暗殺等說法，不一而足。楊氏兄弟《挽四大人》云：
五十而知非，說什么夫婦齊眉，兒孫繞膝；
一文帶不去，只剩得兄弟落淚，姐妹傷心。
清廷對楊士驤還是褒獎有加的，贈謚號“文敬”，其靈柩曾“奉旨入城”（舊時淮安城，死人不得進城）。其墓葬（在今建淮鄉(xiāng)）也頗具規(guī)模，有神道石人石馬。遺憾的是其墓葬毀于文革中，墓志銘也被砸碎，不復得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楊士驤在外為官多年，“遇淮人恩禮加厚”，有求必應，在山東巡撫任上，一年淮安大旱，“由士驤乞水，士驤飭屬啟閘放水，敷栽插，秧大稔”。每遇荒年，則常�！熬杈抻嘁再c”（《續(xù)纂山陽縣志》），對淮安興學堂等公益事業(yè)也非常關心，慷慨資助，受到淮安人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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