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楊俊生(189O－1982)出身于淮安市板閘鎮(zhèn)①的一個工商業(yè)者兼地主的家庭。隨著時代的變遷，運河在南北交通運輸?shù)淖饔蒙�，已逐漸被鐵路所代替，兩淮經(jīng)濟特別是板閘鎮(zhèn)的工商業(yè)日益衰退，到我父親年幼時，家道已中落。當時正處于政治腐敗，人心思變的清代末葉。父親在家鄉(xiāng)讀過幾年私塾，十四五歲時，開始接觸康粱的維新思想，很愛讀《飲冰室文集》。十六歲(1905年)東渡日本求學，結識孫中山等革命前輩，思想趨向激進，于是參加同盟會，投身于解救民族危機的民主革命的偉大洪流。
武昌起義爆發(fā)，父親奉命回國，直接參與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斗爭。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后，著眼于未來，特地抽派一批年輕黨人再去日本繼續(xù)學習。父親常�；貞浿猩较壬鷮λ恼佌伣虒В骸爸袊Ｓ蜻@么大，有幾條輪船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一定要學技術，建立自己的造船工業(yè)和培養(yǎng)造船專家!”——“建立自己的造船工業(yè)”，“使自己成為中國的造船專家”便成了父親畢生奮斗的偉大志向。
一九一六年．父親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造船專業(yè)，一九一九年畢業(yè)后到長崎三菱造船所商船設計科任工程師，并在三菱高等工業(yè)學校兼課。帝大學歷硬，三菱待遇高．父親又和母親——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小學教師西村郁子(日本人)結婚，旋即生下我姐姐。然而，父親毫不迷戀于小家庭的溫暖幸福的生活，時刻不忘中山先生的囑咐，于一九二四年毅然攜帶妻兒回到上海，著手建立中國的造船工業(yè)。母親愛日本也愛中國，積極支持父親為祖國干一番事業(yè)。
然而，事與愿違，此時偌大的上海，精華地帶已先后被幾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武力侵略，竟然在神圣中國領土上，劃分為外國“租界”；沿黃浦江一線多是外國人開設的洋行、輪船公司、造船廠、倉庫……。這早已沒有中國人插足的余地了。
這時，多災多難的舊中國，正陷入軍閥混戰(zhàn)、各霸山頭的分裂局面。中山先生幾經(jīng)危難之后，也僅能“偏安”于兩廣一隅之地。我父親回國后一籌莫展，不得已先去日商東華造船株式會社任設計工程師�？墒窃谶@里，雖然做同樣工作，中國人工資卻低于日本人一半。二年后，東華因經(jīng)營不善而倒閉，父親經(jīng)過四處奔走，好不容易向銀行貸了一筆幾千元的款子，買下它的部分機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創(chuàng)建“大中華造船機器廠”——“中華”前面還特意加了個“大”字。父親始終珍惜這一得意之作：他一生就是盼望中華振興、中國人能夠揚眉吐氣呵!
然而，“大中華”僅有其名，廠基還不得不向日本大阪商船會社租用江浦路上的十多畝土地；五年限期一到，日商停租。“大中華”無地容身，又辦不下去了。父親不得已求救于“海上聞人”杜月笙，經(jīng)杜向浚浦局局長宋子良說情，宋叫該局英籍總工程師查德利隨便在江邊找一塊荒地，后來便指定上海東北角由淤泥堆積起來的復興島給“大中華”使用，父親只好在一片荒涼的土灘上開始了艱難的創(chuàng)業(yè)。
父親兩手空空，又想辦一點事業(yè)，于是不得不將“大中華”登記為“無限公司”②。這固然是為了張羅資金增加方便，但破產(chǎn)后擔當?shù)娘L險也就更大。父親自任廠長兼工程師，就在自家亭子間③里設計圖紙，母親也幫助描繪�！按笾腥A”開頭僅有職員四人，先從修船著手，后來陸續(xù)建造了“長風”、“正大”、“天賜”，“天行”等輪，業(yè)務也蒸蒸日上，逐步發(fā)展起來。特別是“天行”是“大中華”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破冰船，父親一次設計成功，這在當時的中國航運界引起很大的反響。
一九三四年“大中華”僅憑一個工棚、一臺剪沖機和一臺三星滾筒車，便承造載重兩千噸的航�？拓涊啞按筮_號”，又一次引起了航運界、造船界的極大震動。但父親畢竟長于技術而短于經(jīng)營，寬厚有余而警惕不足，終因經(jīng)營不善，用人不當造成巨額虧空而瀕臨破產(chǎn)境地。因為是“無限公司”，連住家也被法院封了門。此時此刻，父親正處于山窮水盡之際，幸賴當時法學界權威人士，亦即后來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先生鼎力支持：一面以律師身份為我父義務出庭辯護；一面拉攏金城銀行周作民(淮安人)、民生輪船公司盧作孚和永利制堿公司范旭東等民族企業(yè)家中的“三巨頭”出面幫父親渡過難關——“大中華”改組為“中華造船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由盧作孚先生任董事長，我父仍任廠長。從此工廣又逐漸有了起色。不久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形勢又發(fā)生了變化。
三十年代初，我家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底，距離日本文化商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不遠，父親常去買書，又都用日語交談，因此結識內山先生，進而又認識了魯迅先生，于是他們常在內山書店小樓品茗攀談。父親歷盡甘苦，深感刨業(yè)艱難，不免向魯迅先生傾吐內心的苦悶。魯迅先生聽了以后，總是從積極方面鼓勵我父親努力發(fā)展我國造船工業(yè)，并希望他為中國人爭氣。我那時雖還年幼，因懂日語，也常常隨父親去找內山先生。父親和內山先生、魯迅先生親切攀談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抗日戰(zhàn)爭前夕，中華廠承建江西貴溪等地的鐵路大橋。父親估計到建造這些橋梁是為了備戰(zhàn)，因而從設計到施工都格外認真。他親臨現(xiàn)場，吃住在工地，得了瘧疾仍堅持不退。浙贛鐵路上的橋梁剛剛完工，日軍已在上海發(fā)動“八·一三”侵略戰(zhàn)爭。父親立即將帶去的和新購的一些設備，輾轉運到湖南湘鄉(xiāng)，打算在那里開辦中華分廠。無奈在日本侵略軍的強大攻勢面前，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敵人還沒有來，先放一把大火燒毀了長沙全城，也燒掉了父親辛勤辦廠支持抗戰(zhàn)的一顆熾熱的心。他不得已只身冒著彌天的戰(zhàn)火，返回已成“孤島”的上海租界。
這時，地處租界外的中華造船廠，已被日軍侵占，父親只好閑居在家。大漢奸周佛海和父親早在日本留學時就相識，積極拉攏父親去汪偽政權任要職，而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的頭目，獲悉我母親為日本人，更千方百計拉關系，要我父去已被日軍侵占的江南造船所任所長。父親估計如果正面推辭，反遭迫害，于是用皈依佛門作為掩護，借以周旋于日偽之間。他在家里設佛堂，供佛象，穿袈裟，晨鐘暮鼓，拜佛念經(jīng)，十分虔誠。母親對此也配合默契，夫妻倆似乎都成了佛門信徒。我和姐姐那時也都已懂事，母親偷偷告訴我們：那些都是為了蒙混人的，好像梅蘭芳“蓄須明志”，決不給日本侵略者演戲捧場一樣。母親還料定日本侵略者必敗，要我們懂得忠心報國的道理。
在那段環(huán)境險惡，歲月艱難的日子里，父親白天靠袈裟偽裝看破紅塵，夜晚卻獨自躲在門窗密閉的小房間里收聽重慶廣播，關心抗戰(zhàn)局勢的發(fā)展。收音機也是托一位姓吳的朋友改裝的。從外面看只有中波段，里面即有一個短波開關。父親本來就精通日語、英語，粗通德語，此時，又跟一位白俄學習俄語，因而在解放后閱讀俄文科技資料毫不吃力。直到八十多歲已完全退休家居時，他還孜孜不倦地學習法語，真可算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典范。
好不容易盼到抗戰(zhàn)勝利，中華造船廠回到我們中國人手中，但已是一副爛攤子了。父親曾滿懷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和葉在馥、辛一心等同輩造船專家聯(lián)名上書國民黨政府，希望能從日本戰(zhàn)敗賠償中提取部分款項作為基金，以振興中國造船工業(yè)，結果自然只是書生的一片癡情，猶如石沉大海。那些接收大員名為“接收”，實為“劫收”，個個乘機又大發(fā)其“勝利財”，哪還管什么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前途呢?!
可以想見，中華造船廠雖然勉強復工了，但從廠房到機器都破爛陳舊得不像樣子：大部分是皮帶機床，沒有鏜床，吊車，甚至連分厘卡也沒有，再加上物價飛漲，工人也無心生產(chǎn)，有些老師傅甚至寧愿拉黃包車④去另謀生活出路。正如中華造船廠副廠長何光耀同志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所說：“楊俊生先生縱然有志、有識、有才，并且施盡渾身解數(shù)，慘淡經(jīng)營二十余年，也始終未能擺脫陰霾的籠罩，恰如鹽堿土地上長不出好莊稼一樣，在舊中國發(fā)展造船工業(yè)太困難了!”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敗局已定，父親渴望了解共產(chǎn)黨的政策，夜晚秘密收聽來自解放區(qū)的邯鄲電臺廣播；同時他又結識一位姓李的地下黨員，得知中國共產(chǎn)黨對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尤其是其中技術專家的期望，于是定下心來設法保護工廠，迎接解放。果然，上海一解放，父親便成了黨的高級統(tǒng)戰(zhàn)對象，他先后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接著他連續(xù)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造船廠早在一九五三年便笫一批被批準為公私合營的企業(yè)，生產(chǎn)蒸蒸日上，如今已擁有六千多名職工，能成批制造萬噸輪，并向許多國家出口。
父親還特別重視教育事業(yè)。解放前后都兼任過同濟大學、交通大學造船系的教授、系主任。一九五六年又經(jīng)國務院任命為上海造船學院副院長。此外，父親還長期擔任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副理事長。我從交大造船系畢業(yè)，一九五○年去英國留學，取得學位后又轉去荷蘭船舶研究所工作。父親全力支持并鼓勵我在國外要多學習，又教育我特別注意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振興自己國家的造船工業(yè)。到了一九五四年他便急不可待地催促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
父親離開家鄉(xiāng)幾十年，生前一直眷念著故鄉(xiāng)淮安的一草一木，始終以未能重返板閘老家去看看為憾事。一九五四年，父親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參加大會期間，有一次在小組會上曾和周恩來總理交談，發(fā)現(xiàn)彼此口音頗接近，曾向總理說過他自己也是淮安人，因此雙方談得很親切，話也說得多一些。
記得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一天父親忽然告知家里人說：“你們想不到吧!淮安縣居然派人到中華廠找我，要我給故鄉(xiāng)制造一點設備，我當然遵命照辦了�！�
在十年浩劫期間，父親也和其他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一樣，橫遭摧殘，備受磨折，但畢竟親眼看到撥亂反正、國家中興，內心感到由衷的喜悅。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父親以九十二歲高齡逝世于滬寓。當時致送花圈、發(fā)來唁電的單位和個人有全國政協(xié)、全國工商聯(lián)、榮毅仁、胡厥文、交通大學、中國造船學會、上海市造船學會、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以及各大船廠等。參加追悼會的有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劉靖基、交通部副部長程望、六機部副部長程辛、上海市政協(xié)副主席楊槏等共三百五十余人，備極哀榮(關于追悼會實況當時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曾分別作了報道。附件也作了適當刪節(jié))。
編者附記：作者楊家盛同志系楊俊生先生哲嗣，現(xiàn)任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副總工程師、江蘇省政協(xié)常委。家住上海。
注釋：
①板閘鎮(zhèn)距城十五華里，位于淮安淮陰之間，面臨大運河，水陸交通都很便利�，F(xiàn)為淮安市所屬32個鄉(xiāng)鎮(zhèn)場之一。
②無限公司：資本主義企業(yè)的一種組織形式，由兩個以上股東組成。股東所負的責任，以他認定的股本為限，這就是有限公司。如果股東對公司債務負有無限清償責任，那就是無限公司。
③亭子間：上海樓房里的小房間。位置在樓梯中側或者廚房上邊，矮小、黑暗而且氣悶，租金比較低廉。
④黃包車：即人力車。完全憑借人力拉牽的一種落后交通工具，由于來自日本，又名“東洋車”。解放后已逐漸被淘汰。
附件一
上海中華造船廠黨委書記兼廠長張定鴻同志在楊俊生同志追悼會上悼詞
同志們：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我們造船工業(yè)界老前輩：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執(zhí)行委員、中國造船工程學會顧問、全國人大一、二、三屆代表，原中華造船廠廠長兼總工程師楊俊生同志。
楊俊生同志，因年高體衰、長期患病，醫(yī)治無效。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二歲。
楊俊生同志，一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江蘇省淮安縣板閘鎮(zhèn)。早年留學日本，接受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為了推翻滿清政府，振興中華民族，參加了由孫中山先生等組織的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fā)以后，他中斷在日本的學習，毅然返回祖國，參加這場轟轟烈烈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推翻滿清政府以后，楊俊生同志又遵照孫中山先生“要發(fā)展中華民族造船工業(yè)”的指示，重返日本，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船舶工業(yè)科。一九一九年大學畢業(yè)后，任三菱造船廠工程師兼高等工業(yè)學校教授。一九二四年，楊俊生同志在造船學科方面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和專業(yè)知識，謝絕了三菱廠對他的挽留，攜妻帶兒，返回祖國，決心為發(fā)展中華民族造船事業(yè)貢獻一份力量。
回國以后，楊俊生在中國銀行界資助之下，創(chuàng)辦了大中華造船機器廠，自任廠長兼總經(jīng)理，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正式開始營業(yè)。
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二十年代，民族工業(yè)處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就上海地區(qū)的造船工業(yè)來看，主要權益全部掌握在英、法、日等帝國主義手里，楊俊生同志辦廠，為民族工業(yè)爭得了一席之地。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上海人民，中華造船廠也被日寇侵占，楊俊生同志振興祖國造船事業(yè)的雄心壯志，化為泡影。
楊俊生同志雖在日本留學、工作多年，但當日寇侵略祖國大地的時候，卻表現(xiàn)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一九四○年，漢奸周佛海受汪精衛(wèi)之托，請楊俊生同志出任偽職，被他嚴詞拒絕。日寇請他擔任江南造船廠廠長，他堅決不干。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楊俊生同志慘淡經(jīng)營，想干一翻事業(yè)，但由于外商排擠傾軋，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他根本不能實現(xiàn)發(fā)展祖國造船工業(yè)的愿望。
解放前夕，曾有人勸楊俊生同志抽取資金去香港，他卻堅定地表示要留在上海等待解放，迎接新中國誕生。
解放以后，楊俊生同志積極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響市人民政府各項號召。一九四九年九月，他聽了陳毅市長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就把自己存有的黃金美鈔兌換給人民銀行，他積極認購公債，積極捐款購買飛機大炮，支持抗美援朝。
一九五一年，他就積極主動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后，中華造船廠被評為“守法戶”，楊俊生同志激動地表示“愿把一身老骨頭獻給政府”。一九五三年元旦，中華造船廠光榮地被政府批準為第一批公私合營單位，楊俊生同志繼續(xù)擔任廠長兼總工程師職務，之后，他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寫文章暢談企業(yè)公私合營的優(yōu)越性，并在同行業(yè)中廣泛宣傳，推動了上海造船行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五四年后，楊俊生同志光榮地被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這對他鼓舞很大。他認真學習，積極工作，深入基層，有時甚至工作到深夜。他不顧身體不適，堅持去海上試航，他曾多次要求將中華造船廠改為國營企業(yè)，并要把自己的股金獻給國家，一九五八年，他主動放棄定息，表示要對國家多作貢獻。
十年內亂期間，楊俊生同志受到不應有的沖擊。粉碎“四人幫”以后，他心情振奮，激動地說；“除了四害，國家前途大有可望”。他雖年高體衰，但仍盡力參加一些社會活動。近年來，他行動不便，但仍關心國家大事，對黨的三中全會以后的路線、方針、政策，表示堅決擁護。
楊俊生同志的晚年，得到了黨和人民的關懷。部、公司、廠等各級領導，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經(jīng)常去拜訪他。去年，日本頗有聲望的造船專家古賀繁一先生來滬講學時，也專程登門拜訪楊老，表示了對這位造船界前輩的尊敬。
楊俊生同志為發(fā)展祖國造船工業(yè)奮斗了半個世紀，被人尊稱為中國造船界“四大金剛”之一。解放以后，他還先后擔任過上海造船工業(yè)同業(yè)公會主任委員、一機部船舶局技術顧問、上海造船學院副院長、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等職。他通曉日、英、俄、德四國語言，擅長商船設計及建造，還發(fā)表過多種學術論文。楊俊生同志還任過同濟大學、交通大學造船系教授、主任等職，為培養(yǎng)我國造船人才作了貢獻。
楊俊生同志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的一生，是為發(fā)展造船事業(yè)竭盡全力的一生，在他一生的最后幾個月里，他仍惦念著祖國的造船事業(yè)。在去年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時，他以“孫中山先生指示我學造船”為題，在《工人日報》上發(fā)表文章，他說：“撫今追昔，使我更加體會到，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建設新中國。我今年九十多歲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四化建設及祖國統(tǒng)一作些力所能及的事”。這一段話，很好地表達了楊俊生同志對黨、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深情。
現(xiàn)在，楊俊生同志離開了我們，使我們造船工業(yè)失去了一位老前輩、老專家，我們感到無限悲痛。我們今天悼念他，就是要學習他堅貞不屈的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學有專長，卓然成家的鉆研精神，學習他為祖國造船事業(yè)奮斗終生的可貴精神。
可以告慰的是，楊俊生同志生前十分關懷的中國造船工業(yè)，近年來已經(jīng)有了較大發(fā)展，由他親手創(chuàng)建的造船廠也己今非昔比，大有變化。目前，全廠職工，正在黨的領導之下，為造船工業(yè)打入國際市場而努力奮斗。我們堅定地相信，祖國造船工業(yè)揚眉吐氣、興旺發(fā)達的局面必將到來。
楊俊生同志，安息吧!
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
附件二
楊俊生同志追悼會在滬舉行
全國政協(xié)第五屆委員、全國工商聯(lián)常委、上海市民盟常委、上海市工商聯(lián)執(zhí)委、中國造船工程學會顧問、原中華造船廠廠長兼總工程師楊俊生同志因病在滬逝世，終年九十二歲。
楊俊生同志追悼會，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在龍華火葬場舉行。
追悼會由交通部副部長兼上海船舶工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程望同志主持，上海船舶工業(yè)公司董事、中華造船廠黨委書記兼廠長張定鴻同志致悼詞。
全國政協(xié)、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六機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lián)、中國造船工程學會、政協(xié)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上海市國防工辦、上海船舶工業(yè)公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機電一局、民盟上海市委、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聯(lián)、上海市造船工程學會、上海市科技學會、中華造船廠等單位送了花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任委員胡厥文同志、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聯(lián)主任委員胡子昂同志，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聯(lián)副主任委員榮毅仁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政協(xié)上海市委副主席張承宗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蘇步青同志、上海市副市長趙祖康同志等獻了花圈。
出席追悼會的有六機部副部長程辛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聯(lián)主任委員劉靖基同志、政協(xié)上海市委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談家楨同志、政協(xié)上海市委常委、中國銀行董事徐國懋同志、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副理事長楊棲同志等三百五十多人。
楊俊生同志，江蘇淮安縣人，一八九○年出生。一九○六年赴日留學期間，參加同盟會。一九一一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一九一六年，他遵照孫中山先生要發(fā)展中華民族造船工業(yè)的教誨，入東京帝國大學船舶工業(yè)科學習。一九二六年，楊俊生同志為振興祖國造船事業(yè)，創(chuàng)建中華造船廠。
抗戰(zhàn)期間，楊俊生同志拒絕汪精衛(wèi)邀他出任汪偽職務，抵制日帝請他擔任江南造船所所長等職，表現(xiàn)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
解放以后，楊俊生同志積極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響應人民政府各項號召。粉碎“四人幫”以后，他心情振奮，克服年高體弱困難，盡力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他曾被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還先后擔任過上海市造船工業(yè)同業(yè)公會主任委員、一機部船舶局技術顧問，上海造船學院副院長、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楊俊生同志，是國內著名的造船專家，擅長商船設計及建造，并發(fā)表過有一定水平的學術論文。
楊俊生同志的一生，為發(fā)展祖國造船工業(yè)作出了一定的貞獻。
評論加載中，請稍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