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座撲朔迷離的名園。到目前為止，僅掌握下列資料：
園主杜氏祖籍山西太原，是最早來河下業(yè)鹽的晉商之一�！笆酪再Y雄里中”。明末清初，主人為杜首昌（字湘草）。
阮葵生《茶余客話》載：“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辟綰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一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有揮麈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極亭臺花木之勝。”傳說湖心寺的興盛與綰秀園不無關(guān)聯(lián)：明末，南北名士過淮，必造訪綰秀園，輪蹄日至。春園宴桃李，秋籬把蘭菊，談倦醉飽后，主人即駕小舲載客過一水相隔的湖心寺參訪高僧。《山陽耆舊詩》杜湘草詩后，吳進(jìn)按曰：“杜氏在淮昔稱巨富，至先生家漸落，然園林物產(chǎn)猶在。……風(fēng)流宏長，巍然為一時(shí)聞人，結(jié)交遍天下�！逼湓凇渡疥栔具z補(bǔ)》中亦稱：“杜氏園為淮陰園亭極勝者。湘草先生讀書園中，有句云：‘猶記去年臨水榭，手拈紅豆，戲拆鴛鴦�！ù碎恳嗖恢蚊�
高士奇序《綰秀園詩選》：“山陽杜湘草，……足跡半天下。訪名山川，不以塵埃自累。蓋孟浩然、張志和一流人也�！鹿诠艠�，舉止疏放，如繁花縟秀中孤松挺出。”
尤侗序《綰秀園詩選》：“杜子年七十矣，少壯不仕，終為大布衣。名山佳水，恣意遨游。所至，名公巨卿無不倒屣而迎。其人品之高，為何如耶？”
除高江村、尤西堂與杜湘草為同一時(shí)代人（尤侗還是其好友），阮葵生曾祖父阮晉與其為莫逆之交，其余大多從他們文字中轉(zhuǎn)抄，內(nèi)容不外以上幾條。
勝甲一郡的綰秀園，能查到文字記載的景觀也僅有三處：
一是三峰矗立的大型土石假山一區(qū)，起伏有致，古淡天然。山上建有揮麈亭。湘草詞《五彩結(jié)同心·集綰秀園》有句云：“三峰削，直插崔嵬；亭高曠，帆來鳥去，儼然畫里登臺。”此亭亦阮晉詩中所謂“剩水殘山一古亭”。二是遠(yuǎn)探于管家湖心的天心水面亭，聯(lián)云：“天心月影羲皇意，水面風(fēng)流士子情�！保ê旆怕宰鞲膭�(dòng)后，曾書贈(zèng)李氏玉詵堂。）人稱此處：水闊不分天際，月明遙見漁榔。雁字驚寒陣陣，分明一幅瀟湘。三是如如室，取自白居易“不禪不動(dòng)即如如”詩句。此園占盡湖山勝景的闊大與野趣，可從主人《獨(dú)坐如如室偶成》詩句中略窺一斑：“野花紅正當(dāng)幽戶，老樹青能補(bǔ)破巖。院走山云嘩百鳥，屋拖湖煙亂千帆�！�
“留得荒園破屋，經(jīng)百十余年，更覺多情�！本U秀園到清初，已百多年�？滴跏迥�，為大水沖毀。所以《缽池山志》載，杜湘草家道晚漸中落，曾寓山紫庵。其《湖邊即事》“湖西隱隱兩三樹，幾片輕帆沒浪痕。釣罷歸來讀《秋水》，白云隨我到柴門”即詠于此時(shí)。后不久，又寄居漣水能仁寺。生卒年皆不詳。
道光年間，李元庚《河下園亭記·綰秀園》敘述很耐人尋味：“《山陽志遺》載：‘甲申三月六日，有福、周、潞、崇四藩避難船八十余只至浦（清江），十八日，福王……借寓湖嘴生員杜光紹花園。至四月二十二日舟方南去。’《明季南略》所記略同。庚童時(shí)，先君子攜過杜家大門（今搖繩巷頭），見墻陰巨石方四尺許，先君子曰：此即福王駐蹕時(shí)廳事柱礎(chǔ)也，宏峻可想，今亦不知所在（2003年翻鋪湖嘴大街石板時(shí)，發(fā)現(xiàn)此柱礎(chǔ)，已移至吳承恩故居前）�！�
明末，四藩王逃難來淮，皆住河下各家園林中，如四月初一，周王就死于湖嘴趙家，何必弄得如此神秘？從陳悰《南都宮詞》中透露出一些秘密，很能說明問題。其注云：“福藩渡淮，止于淮之杜氏。杜母老寡，有美女，能琴能棋，約徵為后。時(shí)福王倉促南奔，行李羞澀，杜有所贈(zèng)�！比绱丝磥�，杜氏由資雄里中而忽然中落，以及杜湘草不仕清而大半生以布衣飄流四方，與其家締結(jié)這一婚姻有關(guān)。清末，古香閣女史根據(jù)河下世代傳說寫過一篇《虹隱小傳》，演繹了杜氏女生生死死的一段傳奇：這位堅(jiān)抱冰雪之姿，不愿玷染污濁的少女，基于對福王卑劣人格、庸陋本質(zhì)的極端厭惡，以及對朱明王朝的徹底失望與反感，在其未婚夫登基后，竟不惜以死抗?fàn)�，終以“瘋疾”，得免入宮之厄。宏光朝覆滅后，又以獨(dú)立自由的意志，拒不肯自盡殉“國”，絕不為一姓之興亡而葬送青春之美好、褻瀆生命之神圣，獨(dú)居于綰秀園夢虹樓（傳說其母懷孕時(shí)，夢長虹入懷，故閨名虹影，晚號虹隱）三十余年，日誦《南華》（《莊子》），以琴為伴。斯樓即將沒于洪水時(shí)，潔身自好到不肯讓舟子背負(fù)上船，寧可懷書抱琴沉入滾滾洪流之中。時(shí)人挽以聯(lián)曰：“心儀《秋水》沉秋水，魂系素琴殉素琴�！边@件事的發(fā)展（即宏光帝后的備選）社會(huì)背景極其復(fù)雜，還牽扯到另外一些受鄉(xiāng)人尊敬的世家名門，盡管外地墨客筆記中屢有述錄，但淮安人似乎有某種默契，從不形之于筆墨，吳山夫著《山陽志遺》，也只點(diǎn)到為止。直到民國初年，王光伯與程景韓編《淮安河下志》，才見諸文字，亦不蔓不枝，僅止于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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