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與“太谷之學”
2017/8/14 18:15:21 作者:許文金 閱讀:4702 評論:條
劉鶚是個有理想、有抱負、有人生價值觀的人。在《憶丙子歲二十六韻》的詩中,他寫道:“余年初弱冠,束修事龍川。雖未明道義,灑掃函丈前。無才學干祿,乃志在圣賢!币饧磸亩畾q開始,即贄資拜從“太谷學派”的傳人李龍川為弟子,初始雖然未能領會其教義,卻虔誠有加;不想走科舉致仕的道路,則效法古代圣賢,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秉從太谷之學。此后,他的人生之旅,幾乎一直以“太谷之學” 的教義為指歸,并以之為圣賢之道,學以致用,確立其人生坐標和價值觀,報效國家民族。他踐行太谷學派的“養(yǎng)民”思想,積極創(chuàng)辦實業(yè)并鼓蕩洋務運動,結果雖然功敗垂成,卻不失為中國式的堂·吉訶德。
從“黃崖教案”說起
《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載:“黃崖在山東肥城、長清之間,素無居人。咸豐年間,江浙人避洪逆之難(太平天國起義),流寓山左者甚眾。有張積中字子中者,揚州人,其兄為臨清州,殉難死。積中讀書,稍有文學,好誦佛,常以行善勸人,又略能堪輿諸術,聚徒講學,一時從者甚眾!
可好景不長,以后發(fā)生了一件意外:“外間人已紛紛疑為邪教,會青州府首縣某,漢軍大令,獲異言、異服數人。訊之,供言奉張七(張積中之俗稱)招兵買馬!焙髞硪杂瀭饔灒鸺増蠊。“時某相國(實即山東巡撫閻敬銘)為巡撫,雖經查辦,皆疑為謀反,于是派三王(總兵湖北人王某;記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員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剿”!爸琳,亦閉門嚴守。頃間,已破壞而入。張舉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萬余!薄皶r殺人已萬余,而未得謀反實據,相國乃責”。三王曰:“汝輩皆言謀反是實,今奈何無據?若三日不得,則殺汝。”“三王”為了保命,自悔無據,于是作了偽證:“命搜得戲衣一箱,使營中七縫工稍補治之,即以此為據!薄坝墒侵T佐事者皆開保如剿匪例!逼呖p工后亦被殺以滅口,是役冤死無數。這就是荒唐之極的清代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黃崖教案。
黃崖案發(fā)生于清同治五年十月,即公元1866年。
張積中,何許人?史料載:“道光六年以第四名入儀征縣學,未幾,棄科學(疑為“舉”誤)功名之念,偕李晴峰學于周太谷之門(太谷教的鼻祖)!薄爸芴认诞敃r革命思想家,學主三教同源,力主'天賦我曰命,父母賦我曰身,合德曰性。性非學不能立,學非習亦不能達,學者格也……周太谷死后,門人葬之于儀征縣西門外的青山,張積中舉家攜徒走山東,與李晴峰(龍川)劃分南北!
“太谷”真“邪門” 。 可從一件怪事中見證其魅力:
“南京洪(秀全)、楊(楊秀清)失敗,曾國藩奉清廷秘諭,令緝捕張積中余黨李晴峰。時晴峰仍在儀征外汪園湖心亭上,每日講學,并未逃避。曾(國藩)約(實際上是拿捕)晴峰至南京督署,晴峰力辟所謂理學乃是左道旁門,奇門遁甲之術,理學實上宗易道,中經孔孟老莊、周秦諸子,下迄周(敦頤)、程(灝)、朱(熹)、陸(九州)、王(陽明)以至(周)太谷先生”,接著怪事出來了:身為朝廷一品大員的曾國藩,居然“叱退左右,與晴峰暢談”。
劉惠蓀先生說:“尤其是黃崖教案,對統(tǒng)治階級斗爭,舉火自焚,成千成萬的人皆視死如歸,這種團結群眾的力量,豈是偶然!
綜合現有史料,可以看出:“張積中在山東黃崖時將處理村事和講學合而為一的村寨組織及山內則耕讀自給,山外則組織商號對遠方進行貿易的生產方法來看”,“可能有他的一套特殊的政治思想”(劉惠蓀:《太谷學派遺書》)。
好事者將下面的一件事強行與“黃崖教”捆綁起來,即當時劉德銘在山東淄州發(fā)動抗糧起義時懸掛在縣衙的對聯:“只手挽乾坤,遣一旅直抵幽燕,伐暴除殘,顧我民共登袵席,重睹堯天日月;同心辟宇宙,借片土而安齊魯,攀龍附鳳,與多士際會風云,再見漢代衣冠。”這副對聯,鋒芒畢露,有一定的政治傾向,難免不教別有用心的人會將黃崖組織牽址進來將其附會為“謀反”。
總之,把黃崖說成是“村寨組織”也好,看成是“講學社團”也罷,它確實是以一種特殊的組織結構和實體存在,并以這種實體在傳承并演繹太谷學派的教義。
太谷學派的源流
“黃崖教案”,實因與傳承太谷學派的教義有關。從上文中可以看到太谷學派的一些眉目。
按照嚴薇青的說法,“所謂太谷學派,過去也叫它泰州學派、泰州教、大學教、黃崖教等等。但它與王陽明弟子王艮(心齋)的泰州學派,除有些精神比較接近外,不論在學術思想或師承關系上,均無共同之處。”近人盧冀野在1927年所寫《太谷學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一文中,才定名為“太谷學派”。后來逐漸得到學派內外人士的認可,成為這一學派的正式名稱。
“太谷”,指滿清道光年間的安徽石埭縣人周星垣。道光、咸豐年間講學揚州。其學尊良知,尚實行,于陸(九州)王(陽明)為近。后來傳說他煉氣,辟谷,會符咒,能役鬼隱形等等,曾一度為兩江總督百靈當做“妖人”逮捕入獄,不久釋出。
太谷弟子可考的有五人。其中之江蘇儀征人優(yōu)貢生張積中,字石琴……繼承太谷衣缽,定居講學。積中除講《易經》、《論》、《孟》及儒家的性、理之外,參以道家、佛教即諸子之學,并講到軍事、武術等等,自成派別。一時來拜師,聽講的人很多。
“張積中死后,出現了太谷的另一個影響比較大的弟子和傳人是李光炘(一作昕)。李字晴峰,號龍川,一號平山,也是江蘇儀征人,和張積中是表兄弟。太谷死時,他在身邊,當時才二十幾歲。黃崖案起,經張氏勸說,離開黃崖,走避江北,講學于揚、泰之間。門弟子以張積中為北派,李為南宗。李后以弟子蔣文田繼承北派,在江北講學。李龍川不像張積中那樣大張旗鼓,引人注意,而只談儒家性命之學!
劉鶚乃是李氏最年輕的弟子,相傳龍川生前曾有“將來天下,二巳傳道”的說法。所謂“二巳”,即指黃葆年與劉鶚。因黃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劉生于咸豐七年,丁巳。李龍川賜劉鶚以“超凡入圣” 的記名,可見李龍川對劉鶚的器重。當時劉鶚自己也很適意,制印一方,自號“如來最小弟子”。
到目前為止,要想恢復太谷學派的廬山面目,由于史料的缺失,還很困難。我們只能依據現有史料,給太谷學派“畫像” :
一、它是一個實體,學社團體。有教師,即傳道講學之人,例如周太谷,張積中、李晴峰、黃葆年、蔣文田等;有徒眾,高峰時一兩萬人甚至更多;有教材,凡例如《儒宗心法》等等;有經費來源:張積中在黃崖耕讀結合,設辦商號;黃、蔣南北合宗后,由劉鶚和毛慶蕃籌措,弟子則“束修”繳學費。
二、有一定的政治范疇。
范文瀾稱其為“不利于統(tǒng)治階級的王學”;“咸豐、同治間泰州人李晴峰闡明舊傳,增入反清宗旨,秘密講授,有子弟數百人,散布長江南北。兩江總督沈葆楨下令拿捕,李晴峰毀所著書,泰州學派亡!
嚴薇青則推之為“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間一支不大的學術思想的暗流,也可以說是一種秘密結社” ,“或者近似于一種會道門。”
劉鶚后人劉蕙蓀則認為:“太谷學派是前世紀二十年代周太谷氏開堂講學以來,一百年中,在近代學術思想上,是一大暗流。”
《山東近代史資料》則載:“其教中五經、四子,皆有注疏,而語秘,世莫得聞!薄
學術界的說法林林總總,我們似乎還難以準確其內涵。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是一個學術社團,它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而這種政治主張則表現為: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反對封建官僚政治,反對封建的八股教育,反對封建道德、封建倫理、封建法律和封建禮教,甚至有治國的理論,主張和見解……
三、有明確的規(guī)范門弟子“修身養(yǎng)性”的標準或學派傳統(tǒng)。
要求門弟子以立功、立言、立德為法門,以希賢、希圣、希天為主旨,即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要把別人的事當做自己的事看待。
四、有豐富的講學內容和明確的教義。
盡管由于史料的缺失,難以還原太谷學說的廬山面目,即學術界所謂“不知所征”,但我們尚且可以從劉蕙蓀先生公示的“太谷遺書”中征其大觀。太谷學派歷輩傳人的著作有1000多種,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武備、修身、養(yǎng)性等諸方面,甚至對醫(yī)學、文學、水利、河工、天算等也有涉及,內容相當豐富。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為其定性為“雜學”。
太谷學派的幾個外部特征
除了以上的論述之外,太谷學派更表現為如下的幾個外部特征:
一、雖然太谷學派在歷輩傳承上其宗旨大體上沒有什么改變,但有一定的沿革,并非一成不變。如果把“得其門而始移情焉,得其門而情終率性焉,得其門而性情與學術相為始終焉”(黃歸群語)看為宗旨,就“性”、“情”而言,那么黃氏之學重在移情養(yǎng)性,變化氣質,在做潛移默化的功夫;與黃崖、龍川重在“明理,知命”有所不同。
到了劉鶚時期,干脆將太谷學派的宗旨劃分為“教養(yǎng)兩途”,即一“以教天下為己任”,二“以養(yǎng)天下為己任”;“教”,教民,即從思想,理論上傳承太谷之學的教義;“養(yǎng)”,即養(yǎng)民,“使民得其養(yǎng)”,具體為“富國養(yǎng)民”,擴大到匡扶國家,創(chuàng)辦實業(yè),經濟上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
二、太谷學派的傳人都是學中泰斗。周太谷自不必說;張積中如此,,李龍川也不遜。史料稱:“(李)先生之學,無所不在,有來問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人人得其意而去!保ɡ钤敗峨庹Z》)
三、有教無類。太谷學派的弟子,上至朝廷政要,如毛實君(時任江南制造局總辦)、喬樹枬(清廷要員)之倫;中至讀書士子,如劉鶚之輩;下至販夫走卒,平頭百姓。甚至不分年齡及性別,例如劉鶚的如夫人鄭安香即為學中同道。
四、有相當的號召力,吸引力。
黃葆年當了近二十年的朝廷命官,居然要解辭山東泗水縣令而“棄官從教”;曾國藩本當緝捕李龍川,后來卻“叱退左右”,聽先生一番鴻論;黃崖案中那么多的死難者為什么都視死如歸?……這些都說明太谷之學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吸引力和影響力。
五、注重“素質教育”,甚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太谷之學除了規(guī)范門第子領悟太谷要義以外,還要求門弟子既要關心國家大事,又要注意鉆研實用之學,甚至琴棋書畫,能詩善文,無所不包。1902年,上海愚園之會時,弟子諸四薌善畫,即興創(chuàng)作了《愚園雅集圖》,其他一干人則吹簫度曲,題詩作文,其樂融融。
門弟子大多擁有多種技能和才藝,成為一時德才兼?zhèn)涞拿。劉鶚即可視為其門派中之翹楚!
劉鶚之所以具備多方面的才能,除了天賦外,與太谷之學的熏陶與濡染不無淵源!
六、 辦學宗旨明確,力求培養(yǎng)通才。太谷學派規(guī)范門弟子“立功、立德、立言”和“希圣、希賢、希天”,反映了一定的“用世觀”和人生價值觀。除了要求門弟子領悟太谷教義之外,還要鉆研掌握用之學,包括掌握政治、軍事、算學、河工、醫(yī)學、商務……等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使其成為對社會有用的“德才兼?zhèn)洹钡娜瞬。從劉鶚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太谷學派深深的印記。
從太谷之學神壇上走下來的劉鶚
一、太谷學派的思想左右著劉鶚在人生之路上前行。劉鶚堅定“以養(yǎng)天下為己任”的信念,他的養(yǎng)民理念,如上所述,蓋植根于太谷之學的教義之中。
二、太谷學派的思想在其文學作品中的投影
(一)太谷教義在《老殘游記》中的體現。
對于這一點,學術界的論說紛紜;筆者覺得嚴薇青的說法值得采信。姑且摘其要者于下:
因為從太谷到張積中、李龍川,他們的講學內容中都涵蓋“河圖、易象、格物致知”,方法上“隨時援引佛教經典和道家學說”,用以“闡發(fā)立論”,“既不限于宋儒理學,也不是三教合一”。這些情況,在《老殘游記》第九回、十一回中有明確的反映和發(fā)揮,對此,前人說備矣。
(二)太谷教義在劉鶚詩詞作品中的折射。
劉鶚在他的《述懷》詩中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秉從太谷之學的心志:“余年初弱冠,束修事龍川,雖未明道義,灑掃函丈前。無才學干祿,乃志在圣賢!逼鋵,太谷之學早就在年輕的劉鶚心田中植下了種子。劉鶚視之為圣賢之學!跋鄰募纫丫,漸知叩兩端”,說明他秉從太谷之學以后的認知過程!翱鬃犹枙r中,知時無中偏”句,說明太谷之學的總體屬性,是從孔學中脫穎而出的“不偏不倚”的一種學說。“萬事譬諸物,吾道為之權”,說明太谷之學采取“以近取譬”之法明理?梢妱Ⅸ槍μ人枷爰胺椒ǖ念I悟之深!暗脵嘧R輕重,處久循自然”,揭示了人們認知事物的一條自然規(guī)律,一旦掌握了這個“權”,(即認知規(guī)律),那么就能完成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办`臺有微滓,一跌千仞淵”,則進一步表現劉鶚對應用太谷之學的態(tài)度,那就是看待問題,處理事務,應客觀分析,不能有絲毫主觀偏見。這體現了太谷學說的論辯性和辯證法。其它詩詞作品中,也有例可尋,恕不辭贅。
三、劉鶚心目中的“太谷”。
到目前為止,能更直接、更真切、更精準地反映太谷之學對劉鶚產生重大影響的史料首推《致黃葆年》的信。不知什么原因,在探討太谷學派對劉鶚所產生的影響時,學術界似乎對這一史料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首先要搞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劉鶚寫信給黃葆年的動因。時間在1902年。因為劉鶚在當時廣泛地辦起了商業(yè)、工業(yè)等多種實業(yè),雖然連連受挫,但他仍孜孜以求,屢敗屢戰(zhàn)。對這一行為,外國列強不滿,朝廷官員不容,同道中人不解,面對這多重壓力,他有苦難言,只得訴之于黃葆年。于是寫了這封信,以剖明皈依太谷之學的心跡。
信的開篇,客套幾句以后,便直插題旨,用夫子(指龍川先生)“君子和而不同”之說立論,接著層層展開。
一邊是黃葆年對劉鶚的所作所為是持“不以強同苦我”的態(tài)度,心照不宣;一邊是劉鶚訴說“與諸君子(指太谷同道人)殊途而同歸,必不能共轍者也!睘橐韵碌霓q白張本。
如上所說,李龍川先生歿前,曾把傳承太谷之學的厚望借重于劉、黃二人,有“將來天下,二巳傳道”一說。而黃葆年、劉鶚二人似乎有了默契。二人擔當此任,有明確分工,即如信中所言,“(兄)來示云:公力于內,弟力于外”,所謂“內”,系指傳承太谷之學的內部事務(說得明白些,就是傳授太谷教義);所謂“外”,可以直接看成是踐行太谷教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弟之所為,幾無一事不與公相反,然至于所以為,更不以他端為疑也;然至于所以為,竊又自以為,無一事不與公相合也!闭f明黃葆年態(tài)度:對劉鶚的所作所為還是認可的,或者說是支持的。劉鶚其實是在剖明心跡,表示對太谷教義忠心不二。對外界的非議,劉鶚的立場很堅定,態(tài)度很堅決:“謗言滿天下不覺稍損,譽言滿天下不覺稍益。”
這封信的突出之處在于:劉鶚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即:“圣功大綱,不外教養(yǎng)兩途,公以教天下為己任,弟以養(yǎng)天下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為之。”在劉鶚看來,傳承太谷之學,分“教天下”與“養(yǎng)天下”兩種表現方式。以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太谷之學對劉鶚影響至深,以至要同黃葆年一道“同古今之道脈,同身同命,海枯石爛,無有二心”;二是表明劉鶚對太谷教義的理解與運用,那就是他能從太谷之學的神壇上走下來,不宥于太谷教義的規(guī)避,而是腳踏實地地走上社會,面對現實,慨然“以養(yǎng)天下為己任”作為擔當,以致使他一度成為實業(yè)救國的拓荒者、踐行者和洋務運動的鼓蕩者、引領者!敖烫煜隆币埠茫梆B(yǎng)天下”也罷,都是厲行太谷學派的教義,一是光大理論與學說,一是付諸實踐,殊途同歸,互為表里。
這種能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做法,實在是開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的先河。劉鶚將太谷教義劃分為“教”、“養(yǎng)”兩途并結合起來實施的作為,也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思想的一大突破。這就是劉鶚心目中的“太谷”;這就是從太谷之學神壇上走出來的劉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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