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土是英雄生命之基, 能量之源,英雄與其所生之地,所飲之水之間存在著血肉聯(lián)系,英雄的行為及斗爭都是為了保衛(wèi)故土和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關天培正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他的人生每一步乃至終極人生抉擇都與生他養(yǎng)他的故土淮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一、故鄉(xiāng)淮安的河海視角助飛關天培的海天夢想
留意關天培的仕途軌跡會發(fā)現(xiàn),他起步于漕運,騰飛于海運。關天培二十四歲時被任命的第一個官職正是和漕運相關的九品漕督右營把總,到四十四歲時他已升任正三品的川沙營水師參將。憑借自己的實干精神關天培在二十年里升了十二級,然而僅僅靠這些尚不足以引起道光帝對他的關注,真正把他推到道光帝面前并使其大放異彩的是海運的重啟。
明清時期的漕糧運輸除了在短時期內曾嘗試過海運外,多以河運為主。清中期以后,河運的弊端越來越凸顯,河道的淤塞、人工的巨大耗費外加沿途官員的徇私枉法層層克扣,便使漕糧海運的話題再次被提出,然而海運一經提出就遭到既得利益者們的強烈反對,他們堅持認為“海運險遠多失亡”,朝廷里一時爭論不下。道光四年,洪澤湖在高家堰處決堤,運道被沖毀,河道受阻直接導致漕糧無法按時運往京師,海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對于這次海運,道光帝讓陶澍等人負責。陶澍第一次組織海運,必須要有個十分可靠的前方總指揮,就在他為難的時候,關天培“不避毛遂之嫌,力請身任”。憑借過人的膽識,屢建奇功的經歷使得關天培成為此次海運的督運官,挑起了護送漕糧的重任。海運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遭遇過臺風暴雨及覬覦漕糧的海盜,然而高站在獵獵作響的“關”字大旗下的關天培最終戰(zhàn)勝了以上種種困難與險阻。此次漕糧海運的成功使得道光皇帝龍顏大悅,從此對關天培青眼有加。
關天培在此次海運中所展現(xiàn)的使命感與領導力以及他對航道水情的了解,季風的掌握,很大程度上源于故鄉(xiāng)水土鄉(xiāng)情對他的哺育。淮安明清時期是河、漕、鹽東南三大政的樞紐重地,朝廷在此設立漕運、南河兩位總督,城市繁榮達于極盛,府城、河下鎮(zhèn)、板閘鎮(zhèn)和清江浦鎮(zhèn)組成綿延數(shù)十里的巨大帶形城市圈。易為人們所忽視的是淮安還是個典型的沿海城市,擁有數(shù)百里的海岸線,這里曾是新羅人進貢中央政府的通衢大道也是倭寇侵擾內地的海上捷徑。如府志所言:“(淮安)跨淮南北,沃野千里,淮泗環(huán)帶于西北,湖海設險于東南,懷維揚而徐吳越,引汝沛而延齊魯,水陸交通,舟車輻揍,誠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 。”兼具河海之便的淮安,賦予了這里的人們既有河的靈性與開放又有海的深沉與堅守的底色,他們?yōu)槲目梢詫懗霭_萬象如《西游記》一樣的皇皇巨著,從武則可以戰(zhàn)必勝攻必取打出一番新天地。和一般武人不同,關天培從小就“讀儒書”受過較為嚴格的文化訓練,青年時期考上了需要相當文化儲備的武秀才。關天培曾說,我不學吟詩作賦,只學上奏章行公文,這才是實用之術。每次上奏章行公文時,關天培和一般武將請人代筆不同,他事必躬親,親自執(zhí)筆,寫出的奏章往往行文流暢,少了文人的佶屈聱牙,多了軍人的爽朗直率之氣。關天培有毛遂自薦的勇氣,也與故鄉(xiāng)淮安早早給予他的海洋知識熏陶有關。關天培家的隔壁就是淮安府學,里面聚集著淮安府六縣的青年精英,面對乾隆以來越來越凸顯的海防問題,府學中的佼佼者們已經開始關注海防并自發(fā)地舉辦各種海防主題的小型沙龍。同時淮安府城的里還生活著一批熟悉海汛海潮擁有豐富航海經驗的老水手。這些都讓關天培對大海有種天生的親近感,而不會如一般武將那樣談海色變。
淮安這樣的中心城市也更容易讓生活在這里人擁有大格局,大夢想,關天培除了擁有武將們常見的崇尚忠義情結外,更有冷靜思考高瞻遠矚的軍事家素質,這點在他的《籌海初集》里體現(xiàn)最明顯!痘I海初集》是關天培親自動筆寫于廣東任廣東水師提督期間的軍事作品,比較全面的展示了關天培關于海防建設方面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關天培一再強調要加強海防建設,對侵略者不能心存幻想,他力主對侵略者實行強硬對策,不主張妥協(xié),認為這樣才能使侵略者不再有膽量對我國海防進行挑釁行為,日后的正反兩方面實踐經驗教訓都證明關天培的海防思想是有相當?shù)倪h見卓識的。
二、故鄉(xiāng)前輩給皇帝留下的良好印象,對關天培仕途上的化蛹成蝶起到關鍵作用
終清一朝,淮安府一甲進士共三人,分別是順治年間的榜眼鹽城人孫一致,乾隆年間的榜眼山陽人汪廷珍和李宗昉師徒。在道光年間山陽縣共有三人做到一品大員,為汪廷珍、李宗昉及關天培。這三人出生年為:汪廷珍是1757年,李宗昉是1779年,關天培是1781年。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帝旻寧是1782年生人,因此單從年齡上講,李宗昉、關天培及道光帝算是同齡人,汪廷珍比他們大一輩分。關天培還沒有中秀才時,汪廷珍和李宗昉早已是名滿天下的榜眼了。關天培在年輕時很容易察覺到故鄉(xiāng)近年在舉業(yè)上的勃勃生機,由于自己的秉性及家庭出身,他沒有選擇讀書科舉之路,而是選擇了從武參軍,但這并不影響他感受汪廷珍和李宗昉人格魅力及他們對故鄉(xiāng)后進的關心,汪廷珍和李宗昉與故鄉(xiāng)士大夫們的良性互動,關天培也屢有耳聞。
汪廷珍一生擔任過很多官職,但任上書房師傅最久,期間對后來的道光帝旻寧更是盡心啟迪。道光帝登極后汪廷珍也積極獻策,這些都給道光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光帝會把很多重要的事情特別是淮安府范圍內的事交給自己的師傅去做。道光四年洪澤湖高家堰決堤,阻礙了漕運,道光帝“以廷珍生長淮、揚,命偕尚書文孚往勘,劾河督張文浩、總督孫玉庭,譴黜有差!钡拦獾酆髞磉@樣評價自己的師傅汪廷珍,“授師傅以來,倍加勤慎,使朕通經義,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親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書之任,均能稱職,師道、臣道可謂兼盡矣! 李宗昉一生也已辦事勤慎著稱。道光帝向來對于汪廷珍和李宗昉的同鄉(xiāng)兼師生關系心知肚明,從這對師生中他看到江淮人士忠肯勤勉的優(yōu)良品質,這讓道光帝對山陽人好感倍增。關天培海運的成功使得這位山陽武人逐漸進入了道光帝的視野,此后不僅多次對關天培進行嘉獎,還多次召見他,以表示自己的惜才之心,倚重之意。在不斷的接觸中,道光帝感受到了關天培身上既忠誠厚道又頗具儒將風范的一面,認定此人堪為大用,于是決定對關天培“閑時厚待,危時重用”。在道光帝的直接關心下,關天培很快晉升為江南蘇松鎮(zhèn)總兵,此處美麗富饒又離關天培的家鄉(xiāng)淮安不遠,道光帝對關天培不可謂不厚愛。
道光十四年(1834),“英兵船二只,越過虎門各炮臺,直抵黃埔,守臺官不能御,乃燃空炮以拒之”。時任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疏防落職”,道光帝急需委派一名忠勇實干官員整頓南國海防,他想到了關天培,于是關天培于當年10月接到圣旨受命出任廣東省水師提督。關天培到廣東后沒有讓道光帝失望,他“公務無分巨細,事事盡心”,本著“守備為本,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的原則,首先認真整頓海防,仔細“檢閱洋圖,摘查文卷”,接著“選帶將備二員”,“親歷重洋,遍觀厄塞”。 廣東水師官兵在他的精心訓練下“將弁諳于將令,士卒習于波濤”。
三、故鄉(xiāng)的英雄文化對關天培終極人生抉擇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淮安是個英雄輩出的城市,歷來崇文又尚武,既有文狀元沈坤又有武狀元葉允武,淮安府推官曹于汴曾創(chuàng)立鷹揚會,羅致武林健兒,學習兵書,練習射擊,使府城尚武風氣大盛。關天培從小就非常喜歡聽家鄉(xiāng)英雄韓信、張孝忠等人的故事,對他們充滿著強烈的崇拜之情,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他們那樣頂天立地的英雄。
1.“胯下橋”遺跡告訴關天培為了大義必須要有忍辱負重的精神
最遲在明中期,淮安城內外已遍布各種紀念韓信的建筑,其中離關天培家最近的是韓侯祠與胯下橋,距離都不過一里。韓信為成就大業(yè)而忍受胯下之辱一直在故鄉(xiāng)傳為美談,關天培同樣具有超人的忍辱負重精神,不能不說是受了韓信的影響。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后,大角、沙角炮臺相繼失守。投降派官員琦善為推脫罪責,將炮臺的失陷歸罪于關天培。朝廷便以“平時督率無方,臨時又倉皇失措”的罪名,革去關天培的官階頂戴,“令戴罪立功”。這對于視榮譽高于生命的關天培而言,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讓他充滿屈辱感,而關天培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把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他忍辱負重繼續(xù)抗強敵,誓死保衛(wèi)虎門。面臨強敵壓境,虎門危在旦夕,關天培就到琦善處曉以利害,“慟哭請益兵,不許,守臺僅羸兵二百”,琦善對僅剩的一點水師的軍餉也不發(fā)給。關天培心憂如焚,“自度眾寡不敵,且藩籬既撤,孤力無援”,決心與虎門炮臺共存亡。
2. 張孝忠的舍身就義,呼應了關天培血染的風采
張孝忠為淮安府山陽人。南宋末年,蒙古兵大舉南侵,元將呂師夔沿江而下,直逼臨安,張孝忠受命前往抵御,在江西饒州府安仁縣團湖坪與敵相持數(shù)日,奮力阻擊,終因寡不敵眾壯烈殉國。為表彰張孝忠的忠義精神,元明清三朝朝廷對他都有追封,故鄉(xiāng)淮安也在胯下橋北側20米為其建“張忠毅公祠”,內立張孝忠塑像。兒時的關天培經常去瞻仰張孝忠祠堂,在這里和英雄直面對視而引發(fā)的心靈震顫自非書面所得能比。
時間到了1841年,局勢驟然緊張,身邊的戰(zhàn)友一個個地倒下,關天培意識到作為一名戰(zhàn)將最光榮的時刻就要來臨了;窗渤堑呐f俗是兒孫先于父母去世,謂之“不孝”,必須把得之父母的牙齒和頭發(fā)留下,當父母臨終時陪葬,以示盡孝。于是關天培把“墮齒數(shù)枚,內衣數(shù)襲”、一綹頭發(fā)及一封簡短家信寄往家中。信里說“國家多難之秋,正是兒捐軀報國之時,今呈上牙齒和頭發(fā),望老母勿以兒為念”,告訴母親的錚錚之言,既是對母親盡孝,又是實現(xiàn)了自己少年時就在張孝忠祠堂前立下的人生夙愿。
關天培殺生成仁絕非一時沖動,早有鋪墊。故鄉(xiāng)人丁晏曾和關天培在北京同住一個旅社一個多月,一次酒酣耳熱之際,關天培說,一位算命先生曾說過我和關羽的命運很相似,“生當揚威,死當血食”,六十歲時會有大難,不知道我最終命運會不會是這樣呢?關天培這樣說并非空穴來風,在中國古代“關”姓從來都是蘊含著豐富文化信息的姓,當年無論在海上行船還是在陸上擒賊,高高飄揚的“關”字旗都起到了給己方以信心給對方以震懾的作用。從官方到民間都認可凡是從武的關姓人員與關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聯(lián),可以說關姓對關天培仕途的開始與騰飛起到過潛移默化的作用。民間還傳說關天培是關羽的56世孫,為關興的后裔,關天培自己也認可這點,因此才有這番言論。丁晏等在座的賓客都勸他在六十歲之前就申請退休,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如關羽那樣不祥的命運了。關天培卻慨然說道:“我出身卑微的家庭,仰賴天子厚恩才被任命為軍中大員,終不會為了逃避宿命而早早回家養(yǎng)老啊,作為將領我始終把以死報國作為自己的最高追求!
縱觀關天培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關天培心中所系只有國家利益,個人仕途榮辱進退則從不顧及。他始終認為作為食國家俸祿的將領,就必須時刻做好為國捐軀的準備,而不能心存私念。韓信、梁紅玉、張孝忠等人的事跡都給予關天培精神上的哺育,通過他也傳遞給了后續(xù)的淮安兒女,約半個世紀后駙馬巷里的一個男孩接起了這個接力棒如大鸞一樣直沖云霄,奏響了淮安人愛國主義的最強音。當了總理后他在日理萬機中還特別關心關天培祠堂的修繕情況。今天我們可以在淮安古城方圓一平方公里范圍內參觀到韓信、張孝忠、關天培、周恩來的祠堂或故居,不由地感嘆淮安的英雄文化一脈相承,淮安兒女的家國情懷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