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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鎮(zhèn)淮(1913-1997)教授是著名的文學史家，1946-1986年先后任教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979-1984年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早年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曾就教于聞一多、朱自清先生，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讀研究生時更是聞一多先生得意的及門弟子。季先生秉承聞朱遺風，發(fā)揚舊時清華校訓“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精神，畢生兢兢業(yè)業(yè)，從事高等教育和文學研究事業(yè)。他執(zhí)教多年，桃李滿天下。治學嚴謹，學風正派，追求科學。在學術上默默地耕耘，扎扎實實地做學問，從不追逐時髦和轟動效應，學術上具有很高的造詣，取得了豐富的有價值的成果。他曾作為主編之一，編寫了高等學校文科部頒教材《中國文學史》，該書曾在1988年被評為全國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特等獎，對全國大學中文系的文學史課程建設起到很大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季先生主編了《近代詩選》、《歷代詩歌選》，并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編委和近代文學分支主編，還著有《司馬遷》、《聞朱年譜》、《來之文錄》、《來之文錄續(xù)編》等著作。季先生在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曾被聘為龔自珍紀念館學術顧問，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韓愈研究會名譽會長，聞一多研究會會長，聞一多基金會顧問，近代文學學會顧問，孔予學會顧問，并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由于季先生工作成績卓著，1984年，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委向他頒發(fā)了“為人民的教育事業(yè)辛勤工作30年”榮譽證書，1991年獲得國務院頒發(fā)的“為發(fā)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做出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季鎮(zhèn)淮，字子韋，一名正懷，字來之，江蘇淮安人。1913年6月26日(民國二年癸丑五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城東20里季橋村的一個貧困農民家庭。季先生的父親有些文化，雖然家境貧寒，還是讓鎮(zhèn)淮和弟弟正揚上學念書，以期日后接濟家中生活。1919-1928年，鎮(zhèn)淮在家念私塾，其中因家貧曾兩度輟學。13歲時，季鎮(zhèn)淮投入當?shù)孛�儒牛鼎元先生門下學習。這位牛先生教學方法獨特，先讓學生自學古文，然后由他解讀，此時季鎮(zhèn)淮開始表現(xiàn)他過人的聰穎，牛先生稱贊他“有悟性”。師從牛先生的三年，季鎮(zhèn)淮在學業(yè)上突飛猛進，但因過分勤奮，加之營養(yǎng)不良，視力急劇下降，為后來的眼病埋下了病根。1929年，在淮安勺湖小學瀆書，這是季鎮(zhèn)淮接受新式教育的開始。初入三年級，困才華出眾，后直接插班人六年級。1930-1933年，他在淮陰師范讀初中課程。此時季鎮(zhèn)淮在學校即有文名，作文常在校中張貼展覽。師范畢業(yè)后，家中本希望他立即工作，貼補家用，但他出于對學習的熱愛，要求繼續(xù)瀆書。1933-1936年，他在淮安中學瀆高中。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后，只能選擇不收錢的高等院校繼續(xù)深造，1937年，被安徽大學西語系、山東大學中文系同時錄取。初入安大西語系，發(fā)現(xiàn)對中文的愛好已是深入骨髓，不能放棄，于是轉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入學不久，“七·七事變”爆發(fā)，山東淪陷，學校停辦，只好回到家鄉(xiāng)。因偶然在報紙上看到長沙臨時大學招收戰(zhàn)區(qū)學生的廣告，1938年1月，即去長沙投考了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臨時大學。
　　為照顧戰(zhàn)區(qū)學生，盡管甄別考試已過期，臨時大學的教務長潘光旦仍特許季鎮(zhèn)淮以山東大學學生名義借讀。當時臨時大學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中文系并無學生，全系僅一名借讀生。不出三月，戰(zhàn)火蔓延，學校南遷。季鎮(zhèn)淮報名參加了湘、黔、滇徒步旅行團，在聞一多等先生的帶領下，長途跋涉3，500多里，抵達昆明。通過轉學考試后，季鎮(zhèn)淮正式成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中文系本科生，主持考試的是系主任朱自清。作為影響最深的導師之一，朱先生得到季鎮(zhèn)淮終身的愛戴與崇仰。季鎮(zhèn)淮在聯(lián)合大學學習期間，家庭在經(jīng)濟上已無任何接濟，只有靠學校每月為數(shù)不多的貸金生活。當時的昆明，生活費用很高，他偶爾在報紙刊物上寫點文章，稿費也很有限。有時在發(fā)貸學金的那一天，在街上買幾塊糖燒餅吃，就是難得的享受。但他仍然擠出錢來買上幾本心愛的書籍。大學三年級，《中央日報》昆明版發(fā)表了季鎮(zhèn)淮的《(老子>文法初探》，該文運用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左傳)真?zhèn)慰肌芬粫�中的比較語言學方法考證了《老子》，得出《老子》和《論語》是一個文法系統(tǒng)，《老子》應成書于戰(zhàn)國晚年齊魯人之手的結論，與歷代相傳的老子是東周楚國人的成說不同，從語言學角度推測，充滿新意，大得羅常培教授贊賞，顯示出一位勤學多思的青年學者敏銳求新的學術活力。
　　1941年，季鎮(zhèn)淮畢業(yè)于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擔任私立五華中學教員，深受學生歡迎。1941年7月，清華大學成立了文科研究所，聞一多先生擔任文學部主任。這年秋后，季鎮(zhèn)淮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聞一多先生讀研究生，當時的研究生只有兩人，另一位就是后來著名的中古史專家、現(xiàn)代文學專家王瑤先生。按照當時規(guī)定，研究生的學習期限為二年，而季鎮(zhèn)淮卻為三年，這是聞先生向梅校長提出的：季鎮(zhèn)淮一面做研究生，一面擔任“半時助教”工作，經(jīng)濟上可以得到一點補助。1941年10月24日，聞一多寫信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季君本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國文系，成績卓異；近復投考本校研究院，亦以最優(yōu)成績錄取。本所研究半時助教一職，以季君當之必勝所荷，爰為推薦。倘蒙裁可，仍希將聘書早日發(fā)下，以便轉致，并分配工作，至為厚幸。”梅校長當日即處理，30日又有批示“照聘，月薪50元，校貼20元，政府半貼生活費按全發(fā)�！贝撕�，1942年8月和1943年8月，聞先生又為季鎮(zhèn)淮聘任助教及續(xù)聘事致信梅校長，使他得到安定的學術研究的條件。
　　聞先生對季鎮(zhèn)淮的關懷、培養(yǎng)不僅表現(xiàn)在生活上，更表現(xiàn)在學術研究上�！堵勔欢嗳�集——神話與詩》中的《七十二》，是一篇考證文章，是先由季鎮(zhèn)淮提出問題，寫成初稿，然后再由聞一多先生增補材料，撰寫成文的。一多先生在文前寫了一段詳細的說明：
　　這可算是一次“集體考據(jù)”的實例吧——事情的由來如此。不久以前，(季)鎮(zhèn)淮曾經(jīng)談過一次文中的大意。最近本刊(指余冠英主編《國文月刊》)編者(余)冠英交來徐德庵先生一封信，內中說到，在本刊16期讀到彭嘯成(仲鋒)先生的《釋三五九》，想起古書中常見的另一數(shù)字“七十二”，卻不知道它的來歷如何，無暇考查。我看了信，告訴冠英先生，鎮(zhèn)淮談過這問題，詳情不大記得，等碰見他，就請他答復徐先生吧。就在當天晚上，見了鎮(zhèn)淮，我正要拿徐先生的信給他看，他已將文章(即本文的初稿)遞過來了。事情居然如此湊巧!我回家和(何)善周談起，(他本是對漢代思想極感興趣的)愈談愈興奮，于是我們分途再搜材料。我們的收獲更足以坐實這問題意義之重大，和鎮(zhèn)淮的解釋之正確。我索性將文章重寫一遍，一方面容納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幾點上做了些進一步的分析�，F(xiàn)在文章完了，(犧牲了5日來食眠的樂趣)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見，還是鎮(zhèn)淮的……
　　何善周先生在《千古英烈萬世師表——紀念聞一多先生80誕辰》一文中，也曾談到這篇文章：
　　1943年的春天，一天，聞一多先生自城里上課回來，剛走上樓，還沒有坐下來，就打開他的布書包，拿出一篇稿子遞給我，說：“鎮(zhèn)淮寫了一篇文章，談‘七十二’的，很好!很有見解!”我翻著鎮(zhèn)淮的稿子，雖然只看了一個頭兒，覺得問題提得不錯。我看完之后，提出我的幾條補充意見，聞一多先生說：“我還有一點意見，好!我來給他補充補充�！彼�當即中止了正在寫的《莊子內篇校釋》，忙了起來。他隨時把要補充的意見講給我聽，比平日寫他自己的文章時精神更加振奮、更緊張，晚上睡得更晚，足足忙了5個晝夜才改寫完畢，最后自己又親手把稿子謄清，我要抄寫他也不讓。文章謄清之后，卻寫上了我們三人的名字……
　　后來由于季鎮(zhèn)淮一再堅辭，這篇《七十二》最終由聞先生發(fā)表，收入《神話與詩》，沒有署季、何兩位先生的名。但是，聞先生加了那篇《附識》，對于季鎮(zhèn)淮做出的成績熱情地表彰，不肯埋沒他。
　　1944年7月，季鎮(zhèn)淮順利通過了研究生畢業(yè)初試，開始了他的學位論文《魏晉以前觀人論》的寫作。1945年春，抗戰(zhàn)即將勝利，季鎮(zhèn)淮聽說重慶到江蘇的路可以通行了，心中非常想念離別近十年的妻女家人，很想回到家鄉(xiāng)一趟。出于對學生的愛護，聞先生囑咐季先生可以先去做事，論文以后再交。不料到重慶后東行受阻，滯留重慶，擔任江蘇省立臨時中學教員。5月重返昆明，秋后兼任五華中學和云南大學附中教員。在此期間，季鎮(zhèn)淮繼續(xù)學位論文的寫作。1946年6月，聞一多對因三校復員先期北上的季先生說，到了北平，我們要在一起好好讀書。不料，7月份季鎮(zhèn)淮才到貴陽，就得到了聞先生慘案發(fā)生的噩耗，他立即回昆明奔喪。最尊敬的導師遇害，對于季鎮(zhèn)淮產生了強烈刺激。加之為準備畢業(yè)論文已積累了相當材料，歷史的重溫很容易激起現(xiàn)實的同情，于是，一到北平，季先生立即以筆代槍，借古諷今，撰寫了一批有關漢末魏晉時期的研究短論，引人注目地接連在朱自清先生主編的《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專欄刊出，尤以《漢末的人物批評》對清流黨因“清議”慘遭殺戮的描述，和對司馬昭殺嵇康一案及與之相關的竹林人物活動的考辯諸文，集中表現(xiàn)了季先生當時那種沉痛、憤慨的心情。也正是從此開始，季鎮(zhèn)淮的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獲得了一種很強的現(xiàn)實感，不只是古事與今情的溝通，更有時代意識的注入。由于聞一多先生的被害，更由于經(jīng)濟窘迫，季先生最終未能完成畢業(yè)論文，引為終身憾事；但是，季先生這時候已經(jīng)具備了深厚的學術功底，賀昌群先生的力作《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剛問世，季先生在朱自清先生的鼓勵下，憑著對材料的熟悉與縝密的思考，充滿自信地向賀書質疑。此時展現(xiàn)在季先生面前的，已是一片輝煌的學術前景。
　　1948年底，季鎮(zhèn)淮正在清華大學任教，經(jīng)一位朋友的介紹加入了新中國文化建設協(xié)會，這是地下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他主編了實際由“新文建”領導的進步組織“講師教員助教聯(lián)合會”主辦的《教聯(lián)報》，并以壁報的形式傳播從延安廣播里收聽到的重要消息，親自撰寫短論，引導師生認清時局和方向，抵制所謂南遷論。北平和平解放，他起草歡迎解放軍入城宣言，并遠程步行歡迎解放軍的到來。1949年1月，季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5年6月，因聞一多先生的影響，季鎮(zhèn)淮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并積極參加民盟所組織的活動。從1949年起，季先生先后擔任民盟北京市支部、清華大學區(qū)分部組織委員和北京大學區(qū)分部組織委員、副主任委員。1958年9月起先后任民盟北京市第二屆委員會常委、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第三屆常委、組織部長，第四屆副主任委員，后任民盟北京市委顧問。曾被選為民盟中央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常委，第一屆、第二屆中央?yún)⒆h委員會委員，第三屆中央?yún)⒆h委員會常委，為民盟的建設與發(fā)展付出了心血和力量。民盟的工作占用了季先生一些時間，甚至影響了研究工作，但他不只為個人考慮，把國家大事置于個人利害之上，可算是對聞先生遺志的繼承。
　　1946-1986年中，除1955-1957年奉高教部派遣，為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學東方歷史語言系外籍講師外，1952年院系調整前，季先生在清華大學工作，后到北京大學教書。作為聞一多、朱自清先生的私淑弟子，他整理兩位先生的舊作，出版了《聞朱年譜》，對《聞一多全集》的出版花費了大量精力，使人們對兩位偉大學者的人品和文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教學和研究中，他更是身體力行，使他們的精神和治學方法能夠傳承下去。
　　總結兩位恩師聞一多與朱自清先生在文學史研究上的貢獻，季先生以為其最終的事業(yè)即在著成完整通史，他多次提到聞、朱兩位先生有意寫作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由于兩位導師早逝，季先生自覺有責任代償心愿，完成遺志。而其把握數(shù)千年中國文學的研究策略，同樣得益于聞、朱二位老師。聞先生考察中國古典文學，便從杜詩人手，“由杜甫研究而擴及全唐詩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漢魏，直到古詩的源頭《楚辭》、《詩經(jīng)》”(《聞一多先生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朱先生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首先著眼于古代以來批評史上若干傳統(tǒng)的概念的分析研究，弄清它們原來意義和在各個時代的變化”(《紀念佩弦?guī)熓攀?0周年》)。以聞、朱二先師為楷模，季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也采取了“重點突破”與“以點帶面”相結合的可行辦法。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中，他選取了處于兩端及中間部位的秦漢、唐朝、近代為主攻方向，又在其中擇出足以代表此一時代文學成就、有承前啟后之功的司馬遷、韓愈與龔自珍用力考究。以作家研究為基礎，輻射開去，便可理清各個階段的的理論與方法脈絡；再上下勾連，左右旁通，貫穿全史大有希望。他有一首仿龔自珍《三別好詩》的自作的絕句：昌黎文集定庵詩，漢史諍諍血淚詞。吾亦自有三別好，江河萬古令人思。然而，季先生用功處雖在個別作家，著眼點卻在整部文學史，考論三家不過是其賴以構建全史的一方基地或重要支柱。對于文學史寫作，季先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意見。他曾借用桐城派“義理”、“考據(jù)”、“辭章”并重的說法，加以概括、發(fā)揮。所謂“義理”，即正確、合適的理論與方法；“考據(jù)”，即充足的資料；“辭章”，即文字好讀。三者之中，最別致的是對文章的看重。學術論文講究材料充實，言之有據(jù)，卻很容易導向行文枯燥，非有專業(yè)興趣，不能卒讀。而季先生根深蒂固的好文習性，是他把各類文體一律作為藝術品對待，自覺地當作古人所說的“文章”來寫。他作《司馬遷》一書，對相關史料雖竭澤而漁，落筆時卻化繁為簡，將大量考證壓在紙背或移入注釋，引文力求簡練，因而出語可信而又文脈暢通。季先生將這一道工序看作是文學史著作能否成功的關鍵，此前所有的努力都要靠它最終實現(xiàn)。為完成這部理想的文學史，季先生作了長期的積累與準備，直到病重期間，仍然不忘《中國文學史》的修改。巴蜀書社約請季先生為“學者自傳”叢書撰稿，他始終不為所動。他的理由很簡單，他最主要的著作文學史還沒有寫出來，講治學之道不免落空。季先生說過：“講幾條文學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容易，真正深入進去很難。所以，要知人論世，作出恰當?shù)脑u價，得出切實的結論，就要進行長期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歷史悠久，一個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只有一代兩代人接續(xù)不斷地做下去，才能寫出理想的、有影響的文學史。魯迅、聞一多二位先生未竟的事業(yè)，我們后來者有責任代完其志�！�…文學史研究正如大海一樣是無盡的，我要終身追索下去�！�
　　做起學問來，季先生一絲不茍，嚴格得近乎苛刻。50年代，《司馬遷》一書就已完成，“文革中”，他又看起了英文原版的天文學著作，原因是他對《史記》中的《天官書》還有不解之處。龔自珍《詠史》中的“金粉東南十五州”究竟何指?這個小問題，困擾過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很多人的著作中，均因不明詞語來源，將“東南十五州”注為“泛指長江下游蘇、浙、皖三省的富庶地區(qū)”或“泛指江南地區(qū)”。廣大讀者因此難得確解，常生疑問。季先生也久久尋求這個問題的出處，為此請教過馮沅君、吳晗、段熙仲先生，均不得其解。1994年，季先生重讀《資治通鑒》，終于在胡三省注中，為這個苦苦追尋了四十多年的問題找到了確切的答案。他的每篇文章都是言必有據(jù)，言之有物，從不作泛泛之談，常從考據(jù)一個字，一個習語人手，有時是正確的，或自圓其說，有時費很多功夫，卻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設想。所以為文審慎、謹嚴、苛刻，不輕易發(fā)表文章。他每寫出一文，都要經(jīng)過反復的思考，不斷補充、修改、提煉，直到覺得比較成熟時才脫手。他從不想引起什么轟動，只是扎扎實實地研究問題，探求真理，奉獻給世人一點實實在在的、有價值的東西。他說：“文章無論長短，也無論關于古人或今人，在我都是用力作的；每寫成一篇，即使只有千把字，也是一次戰(zhàn)斗的結果”。在學術研究上，季先生從來不愿偷工減料走捷徑�！俄n愈》書稿，“文革”前即已完成，因遭遇十年動亂，未能及時出版。1983年，齊魯書社向季先生征稿，雖然學生夏曉虹力勸，季先生始終不肯脫手。他以杜甫“毫發(fā)無遺憾”的警語自求，感覺原稿有多處需要補充加工，以舊的面目示人便對不起讀者。在哮喘病頻犯，白內障日重，借書、讀書已越發(fā)困難的情況下，對《韓愈》一書的修改仍時斷時續(xù)艱難地進行。對全書的總體結構，他有意作較大調整，把韓愈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考察、論述。這需要重讀大量的資料，對于一個年邁體衰的人，該具有怎樣的勇氣才能做出如此的決定!季先生果然從《全唐文》讀起，從頭開始。韓愈生平中的大事小節(jié)，他都逐一考證，不輕易放過。雖然直到臨終，也沒有完成這項工作，但他的這種精神將永遠激勵來者。
　　季先生不僅治學非常嚴謹、細致，而且非常謙虛，對前輩、同輩、后輩學者都非常尊重。他的文集請弟子作序；江蘇師范學院的錢仲聯(lián)先生長于箋注之學，注韓愈、陸游、黃遵憲，是著作等身的大家。季先生對錢先生很佩服，經(jīng)常在學生面前盛贊錢先生的學問，可以說達到了傾倒的程度。他不僅將錢先生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近代文學分支的顧問，而且特別將條目定稿會議會址安排到錢先生的家門口，江蘇師院旁邊的東吳飯店。
　　中國近代文學學會籌備成立期間，推舉學會會長，大家一致認為季鎮(zhèn)淮先生是最合適的人選。因為他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最早也最有成就的開拓者之一。早在60年代初期，季先生與其他幾位先生共同主編《中國文學史》，他主編近代文學部分。不久之后，他又帶領北大學生編選《近代詩選》，他是主編。80年代，他主編了《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近代文學分支，并主編一部新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不少有成就的學者，如孫靜、孫欽善、楊天石、夏曉虹、陳平原等，都是季先生的學生�？墒牵�當學會有關人員登門請他出任會長時，他卻數(shù)次回絕，理由是自覺年老體衰，不能為學會做事，于心不安。由于各種可以理解與不可理解的原因，學術界爭名奪利之事甚多。象季先生這樣眾望所歸又屢次堅辭會長之名不就的，實在罕見。
　　“文革”后第一批碩士生將要畢業(yè)的時候，季先生想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天石做他指導的研究生論文的答辯委員，因為楊天石對研究生的選題，比別人有更深入的研究。楊君曾是季先生的學生，不過他后來改治史學，成為頗有成就的民國史專家。他那時尚未有高級職稱，按規(guī)定不能擔任答辯委員。為此，季先生親自到北大研究生院詢問可否破格。回答是：“您認為可以就可以”。這樣，楊君便被請了來，他對季先生兩位研究生的論文都投了反對票。當時有人認為季先生是自己請人來否定自己。后來才知道，楊君還是季先生親自從上海招入北大的，季先生可說是楊君的恩師了，現(xiàn)在又被恩師破了格請來做答辯委員，他卻這樣不講情面。有人對楊君不理解，出乎人們意料，季先生用贊賞的語調說道：“好啊!他投反對票，這說明他對問題很有自己的見解!”他心里對楊君堅持標準、嚴格要求有一種愉快之感。
　　季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私的人。昆明期間，聞一多先生曾以其字“來之”為文，專為他治印一方。聞先生過世后，無論從收藏價值還是紀念意義上，這方印章對于季先生都是可一不再的重要文物。而一旦得知聞家收集遺物的消息，他便忍痛割愛，捐獻璧還。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了王國維《古史新證》講稿，講義底本也是由季先生提供的。此本盡管珍貴，季先生卻認定它保存在清華才是物質其所，更能發(fā)揮作用，于是慷慨贈送。
　　多年來季先生在讀書、教書、研究之余，創(chuàng)作了很多詩歌。初中時在淮安同鄉(xiāng)會的刊物上，他曾發(fā)表關于描寫災民逃荒情景的七言絕句五首，引起有些老師的注意。高中作文課上，他做的《農民嘆》三首，老師何紹春稱贊有古歌謠意味。大學期間，羅庸先生認為，季詩“諸作俱見性情，兼富意境，惟時有淺弱之句，多讀自有進益”。以后兼修朱自清先生的宋詩課，“從此有宋詩的影響，詩作風格的變化也好似宋詩的作法”。從中學開始直到90年代初，近70年季先生保持了寫詩的習慣，這些詩既是他生活工作的紀實，也反映了不同時期社會變革的歷程。在研究工作中，他曾主編《近代詩選》，對晚清詩人大多做過專題研究，結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對新詩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觀點：
　　“新詩走錯了路，與晚清‘詩界革命’接不上頭，當然他們不能成功。新詩歌還得走回頭路。”“舊詩沒有前途，……現(xiàn)在舊體詩大行是表面現(xiàn)象……因為還未找到出路。這個出路，晚清大家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就已開始在找，……到‘五四時代’，興起了白話詩，而舊體詩未亡，但出路無人找了……看來要打破舊體詩與白話詩的界線，找到新的出路，明確方向與方法，闖出新路來……接著梁啟超‘舊風格含新意境’講下去，似可以得出新的結論�！薄啊�…今日的律詩，只押韻可以放寬，平仄仍需講求，對仗為主要特征，更不可不用力完成。”“欲求新，須在內容上抓住感興，寓形式格律于渾然一體之中�！薄啊�…語言隨時代變化而益豐富，作詩取其所需，以調協(xié)為主。”“詩不敘事無史之作用，詩即取消其本職，成為文人消遣之工具，所以身價跌落矣�！�…亦可以論史的作用，不是議論，而是‘著議’……就是提出問題，發(fā)人深思、研究，其背后有歷史。近代詩起變化，始于龔自珍，至魯迅而達于高度新發(fā)展。毛主席的詩詞是劃時代的大發(fā)展”�！拔蚁胂蟮男麦w詩，是解放的，能表現(xiàn)新世界的，構詞不分白話文言。它是從古典詩來的，而有現(xiàn)代詩的色彩。民間歌謠，元明戲曲和彈詞的形式都仍采用，要能敘事和著議，容納新事物、新名詞、新思想、新文化。不一定是長詩，短篇的也可以作。散文化不免，但也不一定散文化�？傊�由內容決定。”
　　在他生前，曾經(jīng)有人有意編一本當代詩詞選，征稿于先生，他當時的回答是：不擬發(fā)表。原因在于他的導師聞一多與朱自清先生，當年為提倡新詩，將舊體詩視作腐朽文學，雖私下創(chuàng)作，卻絕不發(fā)表。季先生也取法兩位導師，寫舊詩屬個人愛好，只作為自娛，不以之面世。但無論在創(chuàng)作和理論上，他的詩都有一定的貢獻。經(jīng)過搜集整理，收錄了300多首詩的《季鎮(zhèn)淮詩集》即將出版。他曾多次告訴過他的學生：有些書不值得讀，有些會議不要參加，有些文章不要寫。在他看來，一個人，一個學者，他的眼光，器量，胸襟氣度，以至他的水平、成就，不僅表現(xiàn)在他讀了什么，做了什么，寫了什么，同時還表現(xiàn)在他不讀什么，不做什么，不寫什么。斯即所謂品格。詩集的出版應該是對這位過分執(zhí)著的學者兼詩人的一點補償吧1
　　1997年3月14日凌晨4時，季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按照季先生的遺愿，喪事從簡，遺體在當天火化。直到臨終，季先生學者的嚴謹與認真仍保持不變。因多日失眠及體力不支，神志已不很清楚，反復詢問南京一位學生的名字，他只記得姓張。身邊的夏曉虹告訴他“大概是張中”時，他說：“好像對，但證據(jù)不足”。加以肯定后，他才放心睡下，然而只有片刻工夫，他又似乎覺得有什么不對，突然發(fā)問：“為什么名字叫‘中’?”……這可以作為一個象征，季先生是帶著許多沒有解決的疑問離開人世的。這就是一位真正學者的遺言。

　　作者附注：本文根據(jù)《季鎮(zhèn)淮先生紀念集》有關內容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