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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自幼即以“中華崛起”為己任，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后更是把富民強國作為自己終生奮斗目標。然而從新中國誕生直到他重病纏身，離他的強國夢似乎還有著一段較長的距離，特別是臺灣還未能回歸祖國，這就使他多少有點遺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臺灣問題越是縈繞著他的腦海，成了他臨終前最最關注的一個最大情結。
  一、致信臺灣，首倡“一綱四目”
  1955年周恩來在出席亞非會議期間，就明確代表中國政府宣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向。1963年，周恩來又請張治中、傅作義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致信臺灣的蔣介石、陳誠等，轉達由他歸納的解決臺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方針。
  一綱：
  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時在臺灣任中華民國副“總統(tǒng)”）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
  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tǒng)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
  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xié)商決定然后進行。
  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在這封信帶走前，周恩來又在信封的背面寫下四句詩：局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透過“一綱四目”和詩句，周恩來那殷切期盼臺灣回歸祖國的心情已躍然紙上。1997年筆者曾到北京西郊登門拜訪在周恩來身邊工作40余年、擔任過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同志，他告訴我，1965年，總理已答應臺灣方面，實行“一綱四目”后，我們國家將把廬山劃為特區(qū)，交由蔣介石先生安度晚年，我們不派一兵一卒上廬山，由臺灣方面派兩個團的兵力保衛(wèi)蔣先生的安全等等。后來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才延宕了“一綱四目”的落實與實現。
  二、讀《參考消息》，連寫四個“托”
  周恩來臨終前，仍堅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報紙、雜志。
  1975年9月4日，周恩來看到3號出版的《參考消息》上轉載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的一篇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在這篇文章里，蔡省三針對四月份蔣介石的去世，分析了臺灣的局勢，介紹了將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蔣經國的經歷等其他情況。周恩來看了很感興趣，特意用鉛筆把報紙批給羅青長和錢嘉棟，要求他們了解蔡省三的談話內容，并進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侖，屈武等人弄清真相。時周恩來已經進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階段，寫字時他的手抖得很厲害，可他卻在簽上自己名字后，顫抖著手連寫了 “托、托、托、托” 四個“托”字，可見他對這篇專訪文章的重視，也充分體現出他對臺灣問題的關切。
  周恩來的這一批示雖然很短，但內涵豐富。特別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讀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和思維的慎密。
  羅青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長期分管對臺工作。錢嘉棟時任周恩來的主要秘書，后來曾是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侖早年投身國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1941年就參與中國民主同盟和三民主義同志會的籌組。1931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務。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對臺灣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情況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參與了馮玉祥的北京政變，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教官，立法委員，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參與國共和談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顧問。李宗仁拒絕在和談協(xié)議上簽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輾轉到新疆，參與了新疆和平起義。后曾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他也是十分熟悉臺灣事務的人。
  周恩來批示中的蔡省三這個人比較復雜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藝，年紀輕輕時就追隨蔣經國，升任少將總隊長。他身兼數職，風光無限。1949年蔣家王朝敗逃臺灣，蔡省三卻執(zhí)意不走，堅持潛伏反抗。他東躲西藏，數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個多月，終于被人民政府抓獲。在監(jiān)獄里一呆就是25年。盡管他的思想還是那個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寬大為懷，于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戰(zhàn)爭罪犯時也特赦了他。這是蔡省三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他當時在臺灣沒有任何親人，但他自認為蔣經國對他有知遇之恩，便斷定老上級蔣經國將是他在臺灣的唯一“親人”，所以還是選擇去臺灣。為此，他在北京時還用政府發(fā)給他的路費到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好送給他的老上級蔣經國，并想像著度盡劫難之后再見到蔣經國、并與之談心敘舊的激動場景。然而，臺灣方面卻太絕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國民黨中將軍長王秉鉞、陳士章等十人來到香港，等待赴臺灣時，臺灣方面卻對包括蔡省三在內的所有十位剛被大陸人民政府特赦釋放而申請去臺灣的人說了一聲“不”！，還說，“因為這些人已經被中共洗過腦，是中共的統(tǒng)戰(zhàn)工具。”于是，蔡省三滯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權組織找到他，希望他能公開發(fā)表一個反共講話，然后可以把他帶到世界上除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并供養(yǎng)他一輩子。蔡省三拒絕了，他說：“我是個中國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國！”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筆，靠筆桿子養(yǎng)活自己。1975年春，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即將執(zhí)掌臺灣軍政大權。對于臺灣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對來訪者分析得很透徹，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來看了之后引起了極大重視，就顫抖著手，一連寫下四個“托”，其對臺灣和臺灣人民的關切，今人讀起來也無不為之動容。
  三、召見羅青長，不忘臺灣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平靜地躺在病床上。當時，他的體溫是38.7℃。從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營養(yǎng)靠管子通過鼻飼直接送到他的胃里。筆者訪談過周恩來副衛(wèi)士長張樹迎和貼身衛(wèi)士高振普。他們說，當時總理生命已經垂危，醫(yī)護人員為了執(zhí)行小平同志“延長生命、減少痛苦”的指示，給他輸血、輸液、導尿、鼻飼、排液等等。最多時他身上同時插著17根管子，還要經常為他使用安眠藥和止痛針。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所難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點左右，周恩來醒來，說：“我要見羅青長。”并且連續(xù)念叨了幾遍。由于他身體虛弱，加之高燒在身，話說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張樹迎開始沒有聽清，直到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才核實清楚是要見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羅青長部長。那天是星期一。張樹迎通過專線電話與住在北京西郊的羅青長聯(lián)系上，然后讓楊金銘同志用周恩來的專車去接羅部長。
  羅青長聽說周總理找他，感到很意外和突然，立即答應馬上就來。張樹迎轉身回病房打算向周恩來報告已通知到羅部長，然而周恩來又昏睡過去了。張樹迎不能叫醒他，就立在病床前默默等待。二十幾分鐘后，周恩來醒來睜開眼便問：“通知到羅青長了嗎？”這次周恩來吐字清楚，張樹迎聽得真真切切。他馬上回答：“已告訴他本人�！敝芏鱽碚f：“他一到就讓他馬上進來�！�
  羅青長到醫(yī)院后，周恩來又已經昏迷過去了。他只好坐在外邊等。這時天已中午，接張樹迎班的周恩來貼身衛(wèi)士高振普已來換班。羅青長等了二十多分鐘后，周恩來醒來了，羅青長趕快在高振普引領下來到周恩來病床前。周恩來認出了羅青長，可他想握手已經沒有了力氣。羅部長也是把耳朵湊到周恩來的嘴邊。然而，周恩來還沒有說幾句話，有的話還是高振普聽過之后再告知羅青長。還有些話，高振普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羅青長知道。正說著，強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襲來。周恩來連忙對羅部長說：“我太累了，要休息一下�！闭f完，很快他又昏迷了過去。羅青長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好長時間，他已經在醫(yī)院和鄧穎超一起吃了午飯，和鄧穎超談了很長時間的話，時間已經到了下午，周恩來也沒有醒來，羅青長見總理短時間醒來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淚離開醫(yī)院。
  1993年9月筆者在京訪晤羅青長同志時，曾問他周恩來當時和他說了些什么。羅青長告訴我，總理主要是交待他不要忘了臺灣人民，更不要忘了在臺灣的朋友，像張學良、張鎮(zhèn)等人。還要他要以外交部153號外交簡報為教訓，謹慎工作等等。
  張學良為世人所熟知，張鎮(zhèn)是何許人呢？羅青長告訴我，張鎮(zhèn)是湖南常德人，黃埔一期生。他后來追隨“校長”蔣介石，一直身居要職。那么周恩來臨終前為什么會想到他呢？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經國共雙方代表努力，于是年10月8日達成國共和平建國的協(xié)議并草簽。于是，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由于高興和喜悅，在重慶軍委大禮堂邀毛澤東、周恩來和國民政府要人一起舉行雞尾酒會，還請了重慶魏家班子來唱京劇名段《打漁殺家》，以示慶祝。
  就在一派喜氣，各方愉快的氛圍中，柳亞子先生突然造訪，他說想要見見潤之（毛澤東）先生，因為事先無約定，現場又無法回避，于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請柳亞子先生改日約會，并讓自己秘書李少石用“八辦”的吉普車將柳亞子送回家。
  由于當時重慶的“八辦”只有這一輛車，而毛澤東又在禮堂看戲，隨時可能用車，剛剛雇用的司機便一心想著快去快回。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不小心碰撞了一隊從前線剛下來的國民黨傷兵的一位。司機又怕處理事故時耽擱太久，便想一加油門離去。哪知帶隊的排長見吉普車肇事后竟然企圖逃逸，于是舉槍就射。子彈打穿油箱后剛好穿進李少石的心臟。駕駛員轉頭一見李少石胸部涌血，知道闖了大禍，立即將車開到醫(yī)院送醫(yī)搶救李少石，然后自己開車到辦事處，告知李少石出事，接著自己逃之夭夭。辦事處的同志一邊派人去醫(yī)院請醫(yī)護人員救治李少石，一邊派人來到大禮堂，悄悄向周恩來報告李少石在途中遭不明槍擊已成重傷，生命垂危。那時已是深夜，周恩來聞報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設想是否是蔣介石有意要對毛澤東等人下毒手，但又怕驚動毛澤東，只輕聲對坐在自己身邊的毛澤東說：“我出去有點事。”
  周恩來一出禮堂就立即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當年在黃埔軍校和自己關系比較好的張鎮(zhèn)將軍，當時任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憲兵司令。周恩來用電話和他聯(lián)系上，十分嚴肅地告訴張將軍，說自己在軍委大禮堂，現在出了重要事件，必須要他親自來一趟。
  張鎮(zhèn)在電話里感到當年溫文爾雅的老師周恩來心情焦急，估計到他確有要事，就飛快地乘車趕了過來。他一見周恩來馬上立正向周恩來敬軍禮說：“報告周主任，學生張鎮(zhèn)到！”
  周恩來一邊向張鎮(zhèn)還禮，一邊感到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因為周恩來判斷：如果是蔣介石下令對當時在重慶的共產黨人下手，就少不了對身為憲兵司令的張鎮(zhèn)委以重任，而張鎮(zhèn)也決不會還對自己恭恭敬敬地執(zhí)弟子禮。于是，他在向張鎮(zhèn)簡要說明李少石在路上遭槍擊后向張鎮(zhèn)提出了兩點要求：一、迅速查明真相，緝拿兇手；二、一會兒散戲后，請張鎮(zhèn)用自己的座車將我們的毛澤東送到我們指定的地點，確保他的安全。張鎮(zhèn)不僅答應了周恩來，后來也完全做到了。就這一點，周恩來一生心存感激。他曾對羅青長、童小鵬等人說過，“一個人哪怕他一輩子只做過一件好事，而這件事對革命是有益的、重要的，我們就不能忘記他�！�
  這就是重情重義的周恩來臨終前還牽掛著早已去臺灣，并且已于1950年就已在臺灣病故的張鎮(zhèn)將軍，只是因為那時兩岸不通信息，二十多年了周恩來還不知道。
  周恩來召見羅青長的事發(fā)生在周恩來逝世前的二十多天，可見他是多么地關心臺灣、想著臺灣人民、想著那些曾經和他親切相處過的臺灣朋友。
  至于外交部的“153號簡報”事件是指外交部于“文革”期間出的一期簡報。簡報對世界局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結果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也是導致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毛澤東下令“批周公”的導火索之一。周恩來十分關心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所以希望羅青長能記取教訓，在工作中不要犯類似錯誤。
  四、骨灰放在臺灣廳，讓他最后一夜在“臺灣”過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后，根據當時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安排，骨灰第二天才撤。那么這最后一夜把周恩來的骨灰放哪兒呢？按一般人家習慣，他的骨灰應該回家放置在西花廳，和家人、親人們在一起，度過這最后一夜。但是，周恩來在生前已經對鄧穎超有所交待：他的骨灰要放在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讓他的最后一夜在“臺灣”度過。
  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就是周恩來當年親自提議設置的；在這個廳內的一切擺設和布置也都是他精心安排的。墻上的一幅鄭成功畫像，也是他交待羅青長從故宮博物院調來的。還讓羅青長找故宮的專家復制了一張，通過有關渠道贈送給了臺灣的蔣介石父子。從這件小事可見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和他那期待祖國寶島臺灣早日回歸的一片深情。
  據周恩來的貼身衛(wèi)士韓福裕對筆者回憶：1月15日總理的骨灰盒放置到臺灣廳之后，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在骨灰盒的左右兩側，還放置有六盆盛開的水仙花。那翠綠的葉子，鮮黃色的花蕊，是那樣的圣潔，正象征著周恩來的崇高品格，那情、那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周恩來是位偉大的愛國者，在從事革命和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半個多世紀里，他的足跡留在了祖國大部分的山山水水。唯有讓他遺憾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未能去過西藏和臺灣。西藏畢竟早就和平解放了，已歸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而臺灣至今還孤懸海外，這是他臨終前一件十分遺憾的事，因此，他要讓自己的骨灰最后一夜放在臺灣廳，以表達他最后一夜還要和“臺灣”人民在一起的心愿。
    五、骨灰撒進黃河口，期盼海潮攜他去臺灣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后，當天鄧穎超即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后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準。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悲痛。在他身邊工作了幾十年的張樹迎、高振普就更不用說了。鄧穎超繼續(xù)說：“你倆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準，現在就由你們二人去執(zhí)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鄧穎超說到“最后”兩個字之后幾乎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淚水也已止不住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準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興。我高興的是，恩來生前對我說過，他擔心如果死在我前邊怕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于可以辦成了，他的遺愿終于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愿而繼續(xù)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旦出去‘目標’就大。所以我委托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
  鄧穎超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的遺愿以及他為實現這個遺愿所做的安排，同時也是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她所說的“目標”是指當時全國人民對周恩來逝世而表現出來的巨大悲痛。因為當時周恩來的骨灰不論撒到哪里，哪怕冰上、山上、地上……人們知道了都會想方設法地弄點去搞紀念。最后，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撒的地點是四處：北京上空、北京密云水庫上空、天津海河入海口和山東黃河入�？�。
  北京是偉大祖國的首都，密云水庫是周恩來親自領導并參與設計規(guī)劃而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天津是周恩來革命起步和認識他人生另一半鄧穎超的地方。但他最后一把骨灰為何要撒到山東濱州的黃河入�？谀�？
  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周恩來生前曾無數次表達他對母親的愛和對母親的懷念。1920年周恩來在天津被捕坐牢期間，就在獄中悄悄寫下了一篇《念娘文》，記述了生母的一生和他對母親的深厚情感，并利用春天換季時縫在自已棉衣里帶回到四伯父家。當年夏天他出獄后在四伯父家對小弟周恩壽說，“你對母親一無所知，有空你讀讀我的《念娘文》你就知道我們的母親了�！笨上У氖牵�周恩來的這篇《念娘文》現在已經失傳。
  如果說《念娘文》是周恩來對生母懷念的話，那么他在1918年的一月二號嗣母去世十周年那天記下的念娘日記則又是他對嗣母深厚情感的體現。
  我把帶來的母親親筆寫的詩本打開來念了幾遍，焚好了香，靜坐了一會兒，覺得心里非常的難受。那眼淚忍不住的要流下來。計算母親寫詩的年月，離現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時候母親才十五歲，還在外婆家呢。想起來時光容易，墨跡還有，母親已去世十年，不知道還想著我這個兒子沒有。
  1964年8月2日下午，周恩來利用星期天，找來他在北京、淮安和河南焦作等地周家親屬，和他們談周家家史。這份由周恩來嫡長侄女周秉德記錄、經鄧穎超親自閱改、題為《七伯談周家的末落封建官僚家史》的珍貴材料上，周恩來很動感情地說，“現在看來，封建家庭一無是處，只有母親養(yǎng)育我，還是有感情的�！�
  對母親有著無比深厚情感的周恩來期望他的骨灰撒進母親河，以報答生他養(yǎng)他的母親的恩情，實現他“生前不能奉養(yǎng)，死后一定陪伴”的孝道。同時，祖國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他回歸了母親河，也就回歸了大地，回報了祖國母親。
  周恩來生前曾說：“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和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魚蝦、營養(yǎng)水生植物；落在地上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還在繼續(xù)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边@是周恩來的衛(wèi)士韓福裕1992年10月25日在北京他的家中親口對筆者講述的。
  1993年，筆者在訪談周恩來最后召見的一位中央部長羅青長時，他還對筆者說，（周）總理遺言把他的骨灰撒到黃河入海口，還有想通過海潮的作用，把他的骨灰?guī)У脚_灣海峽，以表達他對對臺灣同胞的關心，祈盼著臺灣早日與祖國大陸的統(tǒng)一。
  周恩來臨終之前對臺灣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真切感人。我們期待著周恩來的愿望能夠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