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西游記》作者為誰歷來是一個爭論頗多的問題，本文針對近年來的一種“新說”進行了幾方面的駁謬，并進一步論證了吳承恩是該書的作者。
《西游記》作者是不是吳承恩，在當前西游研究中這是一個爭論日趨激烈的問題。兩年前，筆者撰寫了《八公之徒斯人考》一文（載本刊1995年第2期），為吳承恩的著作權(quán)辯護。巧得很，在人大報刊復(fù)印資料轉(zhuǎn)載拙作同時，也轉(zhuǎn)載了一篇與拙作計鋒相對的論文，即李安綱君撰《吳承恩不是＜西游記＞的作者》。拜讀之后，覺得有些話不吐不快。
西游作者研究簡略回顧
百回本《西游記》作者是誰，本來問世時即為懸案。清代研究者曾托名給邱處機，也已被證明為偽說。直到小說作者研究成為正式學術(shù)課題，胡適、魯迅兩位拓荒者，依據(jù)前人思路與吳承恩生平資料，始推定吳承恩為《西游記》作者。
胡魯二位的思路歸納起來有幾點：（1）可以證明百回本西游產(chǎn)生在嘉靖至萬歷初年——作者時間條件；（2）西游小說含有大量淮安方言及一些淮土民間傳說——作者語言條件；（3）此歷史期內(nèi)淮安文獻中僅有吳承恩寫過性質(zhì)不明的《西游記》——記載條件；（4）吳承恩本人“性敏多慧，復(fù)善諧謔”，與西游詼諧幽默的風格正合拍；（5）吳承恩的某些生活經(jīng)驗與小說情節(jié)細節(jié)有一致性（參筆者《八公之徒斯人考》）。正是依據(jù)這些，胡魯二位斷了一樁三百年懸案。應(yīng)該肯定，胡魯二位充分把握材料，注重材料間邏輯聯(lián)系與整體關(guān)系，態(tài)度嚴肅、方法科學而又不局于一詞一事之限，結(jié)論是極有說服力的。所以后來文學史及出版物均接受二位先生論斷，原因是大家都是負責任的，而不是因為人們統(tǒng)統(tǒng)屈服于權(quán)威說了算的陋習。打個比方，西游署名懸案猶如刑案，破案人首先考慮的必須是絕對條件，比如動機、作案時間能力、案件物證特征等等；其次參考一些相對條件，諸如群眾議論、模糊線索等。定案時絕對條件絕不能出問題，一份確不在現(xiàn)場的證明，足以否定多種推導得出的嫌疑；相對條件則相對松寬，需要經(jīng)過多層次的核查證明，才能成為定案依據(jù)。從胡魯二位論述看，他們抓緊絕對條件，不忽視相對條件，注重整體看問題，因此斷案雖無鐵證（若有直接記載也就無庸推考了），結(jié)論卻是學界不能不接受的。白胡魯斷案迄今70年，雖然學界一直有頑強的不同意聲音，但應(yīng)該說還沒有哪一位拿出絕對條件方面象樣的否吳論據(jù)來。而今李安綱君又是否找到了確切證據(jù)呢？
李文駁謬一：否吳盡為想當然
李安綱君斷然否定吳承恩為西游作者，認為“吳承恩的出現(xiàn)太突然了，鐵證幾乎等于零，難免招致非議”。非議是正常的，但前提是應(yīng)當在否吳絕對條件方面提供符合邏輯的證據(jù)，而不是憑空下結(jié)論。正如前文分析，如有人提出可靠論據(jù)，性質(zhì)如“不在現(xiàn)場的證明”，那么沒人非要堅持吳承恩的作者身份。而且應(yīng)當說，否定比肯定容易，因為肯定是多重條件組合，必須自身沒有矛盾；否定則只要突破一點即可。當年紀曉嵐作《閱微草堂筆記》，僅憑《西游記》有明代特有官職名一點，一下就把邱處機作西游說推入深淵。今日李安綱君若有紀昀式的證據(jù)在手，亦可將吳作說推入萬劫不復(fù)之深淵。然而，拿出的證據(jù)又如何呢？
李文論據(jù)一：吳承恩沒有寫作《西游記》的時間。李君從金圣嘆著書須“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才，又復(fù)若干年點竄”的書本經(jīng)驗出發(fā)，提出寫《西游記》須要六個若干年，由于吳承恩中年應(yīng)考晚年做官，所以沒有寫作時間。李文所說明顯為虛假前提，因為人之才具不一，寫小說所須時日本也不一，誰能確切論定寫《西游記》的必須寫作時間是多久？更何況史料表明吳承恩享壽八十，中年應(yīng)過考但經(jīng)�；丶摇奥f些癡話，賺他兒女輩亂驚猜”；晚年做過一任縣丞后曾有十余年“放浪詩酒”歸隱田園的生活時間。說這樣一位人物沒有寫作時間豈非信口開河？除非李君與其同時生并肩長親眼所見；或者能夠證明西游作者必須有百年開外的神仙壽。如果證明不了，那么這條連相對條件都說不上的“證據(jù)”就顯然缺乏說服力。
李文論據(jù)二：吳承恩的親友均不知他寫過偉大小說，他豈能在不知不覺中完成這一壯舉。事實是，偉大巨著云云都是今人觀感，在明代寫小說特別是白話通俗小說，絕對被文人看不起，所以現(xiàn)代還有人懷疑明代的《淮賢文目》為何竟居然記載起小說體文字來。以歷史論，曹雪芹寫《紅樓夢》，他的朋友二敦、張宜泉均未提及，類推起來，早曹雪芹二百年的吳承恩，所寫小說更不為朋友重視，不是很正常嗎？如果偉大巨著必然引起當時轟動，何以還會產(chǎn)生《西游記》無署名，蘭陵笑笑生只是化名這許多疑案呢？反問一句，吳承恩不能在不知不覺狀態(tài)中完成，那么別人何以就能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呢？李君認為《西游記》是某位宗教高人為了闡明金丹大道而進行的“教旨文學化”的努力，但當時宣傳金丹大道既非反動言論，該本著作又不在禁書之列，署上名字只能增加對信徒的號召力，何以這位高人還要深藏密隱，等待后人來發(fā)掘他的大名呢？可見，這一條論據(jù)也是很難服人的。
李文論據(jù)三：“吳承恩是一位儒生，沒有接觸過玄門釋宗，沒有學過佛修過道，家中沒有佛道之書，更不要說讀過《道藏》了�！比绻罹摹敖佑|”指直接出家做和尚道上，我們可以負責任的回答吳承恩沒有。如果學佛修道只是指對《西游記》中的宗教知識有接觸了解，做好寫作準備，我們請李君讀這洋一段話，它出自同樣否吳的學者徐朔方先生筆下：“話要說回來，小說成書時，三教合一盛行到這種地步，以至在宋元明土大夫中間難得找到一個不受對方影響的儒者、道人或居士。當時只有三教合一而以儒為主的儒者，或三教合一而以道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而以佛為主的和尚或居士�！保ā对u＜全真教與小說西游記＞》，《文學遺產(chǎn)》 93年 6期）這就是吳承恩生活時代的大歷史背景，吳承恩生活在此背景中自然不能例外，他本身就是一位三教合一以儒為主的儒者，同時這并不排斥他自命居土或修習道教。抹殺這個歷史背景，用當代普通人的宗教知識水準去想象吳承恩，肯定是會大錯位，是不客觀的。更令人吃驚的是，李安納君極力否吳，卻連《吳承恩詩文集》這樣的基礎(chǔ)材料都置于不顧，僅憑《西游記研究資料》中收錄的不到《吳集》十分之一的詩文，就說出了我們上引如此確切的論點，這又如何能說服人呢？
事實真相是，吳承恩被當時人推許為有狀元才，“謂法忠可盡讀天下書”，并有人將家藏萬卷圖史“分其半與之”，誰能說這“天下書”、“圖史”中就一定沒有佛道宗教方面的內(nèi)容呢？而吳承恩詩文則表明，他對佛道二教皆有相當?shù)慕佑|了解，絕不至缺乏寫西游材料準備。謂予不信，詩文為證。先看關(guān)于佛教的：
“信馬游西山，山回得蘭若……，禪談豁懷抱，欲去中不舍”（《吳集》 10頁《西山》），作者若沒有接觸禪門釋宗，拿什么去與僧“禪談”呢？再看下文中吳承恩自擬的生活態(tài)度：“客曰：萬有生勞，觀生可保。六鑿心飛（按：即西游六賊——六識），攝心為要。唯長提乎四�。ò矗杭捶鹜剿姆ㄓ。臈l印證佛徒真否的標準），亦皈依乎三寶（按：即三藏云“佛法僧三寶”）……布金鷲嶺之園，洗缽牛山之廟。居士則維摩著字，長者有給孤之號（按：即三藏熟悉的布金寺給孤獨長者之事）。是以壽者無量，法身難老，梵天長在，慧景恒照。須彌比固，固無得而魔嬈矣”（《吳集》 117頁《廣壽》）（按：一部西游佛教思想核心無非如此而已�。�
再看：“智弘無垢，歸心祗樹之林”；“揭梵天于西竺，優(yōu)缽初花”；“有一居士好為言詞。聞之欣喜乃復(fù)贊嘆……自佛行中國，于今數(shù)千年，若有半米錯，一刻行不去”。（《吳集》183頁）請問對這樣一個自命居士、屢屢寫下與佛門有關(guān)詩文的人，硬要說他沒有接觸禪門釋宗，豈非自欺欺人？
同樣，與道教神仙有關(guān)系的言辭在《吳集》中也非僅見，而李安綱君就是不予理睬。先舉一例：“仙子乘風車，飄然下庭除……殷勤啟玉檢，授我三緘書。丹綈繡綠字，宛宛龍盤紆。讀之苦茫然，但驚辭旨殊。經(jīng)營動精魄，無由報區(qū)區(qū)。永言寶中笥，感激當何如！”（《吳集》 11頁《贈雅宜王丈》）有些專家誤把此詩看成吳承恩為答人贈詩而作，事實卻是詩中明云“丹綈綠字”、“龍盤紆”，如果不是道教文化中那些怪異神秘的丹書道篆，那是什么呢？又有什么詩能讓吳承恩去“經(jīng)營”——其實就是修煉的同義語——直至“動精魄”，還要永“寶中笥”，永遠感激呢？“玉檢三章，別有仙家之譜”（《吳集》273頁），看來吳承恩在年青時就蒙人傳授過道書，接觸并保存過道家書籍，而且經(jīng)營修煉過。
再看：“野館時留道伴，山廚日倩僧童”，說明吳承恩經(jīng)常接觸宗教人物；“真丹獻瑞，初收爐鼎之功”，說明吳承恩了解丹道說；“鳳麟清世瑞，龍虎玄關(guān)妙”，明即西游“離龍坎虎用調(diào)合”；“早嗜大道，屢逢異人，掌握天機，保合元氣”，實即八戒沙僧早年修煉濃縮；“共羨仙翁識變，縮地用功非小，”按西游悟空道：“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鳳有高梧龍階尺木，何必十洲三島”，正透露悟空赴十洲三島求仙方而不得；“雕弧將錦帨交懸，金母共木公齊降”，依方位將西王母東王公換成金木，足見熟悉五行之說；“天官象羅心胸，地師點穴當來龍。九針神秘按脈絡(luò)，絲毫不爽《靈樞經(jīng)》……”以此形容下圍棋，星象歷算、針炙脈絡(luò)等雜學已經(jīng)包括在作者心胸……不再多舉，所謂吳承恩沒有接觸過道教，不懂雜學的說法，不是已經(jīng)站不住腳了嗎？
再說吳承恩沒有讀過《道藏》問題�！兜啦亍吩诋敃r確實難見嗎？宗教史載，《道藏》自明正統(tǒng)年間修成，明代至少三次由皇家主持刊印，頒發(fā)收藏在天下道觀讓人借閱瀏覽。清代學者錢大昕，即托福從玄妙觀藏的《道藏》中抄出《長春真人西游記》，并以此辯正邱處機作西游記的郢書燕說。錢能借閱，早他百年正當頒藏時的吳承恩為什么就不能去借讀？何況吳還有借寓玄妙觀（當然不見得是同一觀）的歷史，借閱一下想來李君也沒有神術(shù)封住吳承恩的眼睛吧？其實，《西游記》中撮錄《道藏》幾首詩，也完全可以通過其它渠道，比如這些著作的單行本（總是先有單行后有匯集成“藏”的吧），或者碾轉(zhuǎn)抄傳，吳承恩也不見得必讀《道藏》。因此筆者認為，李君關(guān)于吳承恩家中有或沒有什么書，讀或沒讀過什么書的推斷，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強行做出第二推斷，理所當然，不能使人信服。
客觀地說，考察西游作者，宗教知識無疑應(yīng)是條件。但這條件具有相當大的相對性，因為當時這些知識傳播廣泛，并無神秘性。比如西游全引的《心經(jīng)》，許多寺廟均能見到碑刻，百姓均能背之。再如書中最后經(jīng)目，荒誕不經(jīng)非真正佛門所有，魯迅先生早已指出其拼湊妄加，“因疑明代原有此等荒唐經(jīng)目，流行世間，亦即《西游記》所本�！彼晕饔纬鯁柺缼资觊g，并沒有什么人認真把它當成金丹秘訣證道奇書看。更何況書中雖有宗教故事，卻充滿嘲弄戲耍，如把煉丹祖師拋入糞坑，揭出如來實為妖精外甥等，如果我們據(jù)此指出西游作者并未從內(nèi)心深處重佛敬道，實際上也不會認真學過佛修過道，李安綱君又該作何解釋呢？
李文論據(jù)四：胡魯二位誤解了《淮賢文目》，《文目》記載的可能僅是一篇同名游記。如果是小說，咸豐年間重刊《淮安府志》，其中《淮人書目》應(yīng)予記載，現(xiàn)卻失載。
首先胡魯二位并未硬性攤派《文目》所載必為小說，而是通過各項條件推導出來的，并不存在誤解。其次李文為了證明《文目》記載應(yīng)為文章，（其實《文目》已有《射陽集》是書名），馬上接引《千頃堂書目》將“吳承恩《西游記》”列入“輿地類”，那么《書目》中又何來文章呢？豈非自相矛盾？第三李文據(jù)吳承恩寫過《西湖十園》小詞，即推斷《淮賢文目》記誤，“把《西湖游記》寫成《西游記》，亦未可知”，如果說胡魯二位至少還要顧及材料邏輯聯(lián)系，那么這里就只有急不可待的想象推斷，連吳承恩文集中一篇記游散文都未保留這么個基本事實都不顧，（吳云：“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保┲粓D自己有利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了。第四李文認為吳著為小說，則《淮人書目》應(yīng)予記載。事實是清初《西游記》即署邱處機，李君憑什么要求二百多年后的淮籍人士必須都知道吳著西游的真相？把前后不同時期情況混在一起，硬要后人說出不知道的事情，否則就證明前人并不存在，從邏輯上看這種方法恐怕也只能稱為詭辯了吧！第五李君不無得意地說：“尤為奇妙的是與吳承恩同時的杭州人張瀚也寫過一篇《西游記》（按：實為東西南北四篇《游紀》）記載他的巴蜀之行，如果按照吳冒魯胡等人的邏輯，則張瀚也應(yīng)該是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了�！睂崉t吳冒魯胡均在探討中提出淮安方言這一重要條件，砍去人家推測過程與其他條件，硬問人家為什么不說杭州人寫用淮安方言寫成的小說，請問這“尤為奇妙”的說法，邏輯道理又在何處呢？
因為李君說到誤解二字，請讓我們舉一例文字解釋，看看什么是名符其實的誤解吧！吳承恩有首小詩《贈沙星士》，中云“黃金散盡輕浮海，白發(fā)無成巧算天。孤鶴野云渾不住，始知塵世有顛仙�！甭杂泄诺湮膶W根底的人都會理解，此詩后二句是對沙星士的社交奉承：“您到處漂泊如野鶴閑云一般，讓我了解到世上還有您這樣的顛狂仙人。”但此詩到了李文中變成：“沙星士使吳承恩才知道世上有顛仙，可見寫這詩時，吳承恩還不知道什么神仙，只把一個被《西游記》斥做邪門歪道的算命術(shù)士當做神仙。而且還與他交情不深。只知其姓，稱其姓為沙星士”。這段文字真可說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始知”就是實實在在的前此未聞（好像吳承恩讀的野言稗史都就飯吃了）；不稱名就是只知姓；李君的“心眼”實在太“實在”了。
通過上述幾方面的辯駁，相信讀者已對李文“新說法”胸有大概，這里我們就不再字批句駁了。
吳承恩作《西游記》的補充論證
前文已交待，筆者曾有《八公之徒斯人考》一文，總共舉了14條證據(jù)，論證吳承恩是在其歸田以后放浪詩酒的晚年，根據(jù)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釋厄傳》增補改寫，完成其西游創(chuàng)作的。學術(shù)上立重于破，發(fā)現(xiàn)重于駁難，現(xiàn)在我們再補充幾項吳作西游的相對條件，以供專家參考。
（l）我們通過《西游記》與《封神演義》的關(guān)系，確定百回本創(chuàng)作年代在隆慶至萬歷初。其實百回本《西游記》本文中就有紀年�！段饔斡洝返�23回觀音變作婦人，試唐僧禪心時曾說：“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今年四十五歲�！边@是西游中唯一有“根據(jù)”的干支紀年，查歷史上貞觀元年為丁亥，所以這一說法并不是按照故事時間安排的，那么只能解釋為作者寫至此時，適逢丁亥年生的人四十五歲，就習慣性的套上了。查百回本問世前的丁亥年為嘉靖七年（1527），下推44年，為隆慶五年（1571），正當吳承恩歸田（隆慶二年1968）后三四年時間。由于吳作百回本以朱本為依據(jù)，很快就寫至28回毫不奇怪。吳承恩行藏與百回本偶然透露的成書紀年吻合，當不是巧合。
（2）由于百回本據(jù)朱本改編，所以作者添寫的情節(jié)字句最能反映作者情況。朱本悟空與樵夫問答，并未涉及樵夫身世。百回本多出一段樵夫自我介紹身世：“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yǎng)育至八九歲，才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姐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所以不能修行。”吳承恩青年喪父，母親高壽由他供養(yǎng)，除一同父異母姐已早嫁外，確實并無手足助他供親，所以最后不得不“為母屈就長興倅”，既有修行之意也不能實行。所以這段話表面上寫樵夫，實質(zhì)上卻是個人身世之感不自覺的變相折射。同樣道理，百回本玉華州小王子拜悟空等為師之事，在朱本中也蹤影皆無。恐怕這也是自命“八公”的吳承恩，編造出來以彌補那思而未得的心理缺憾吧！
（3）熟讀《西游記》與《吳集》，就會發(fā)現(xiàn)兩書作者共同的語言習慣：喜歡使用復(fù)式短句，表達較為強烈的感情。如《吳集》中的《先府賓墓志銘》，開端即重復(fù)“天乎更何言哉”，結(jié)句重復(fù)一遍，直至刻石入地才刪略一遍；而《祭卮山先生文》一篇短文竟有“我傷何如！我傷何如”式的六處重疊短語。翻開百回本，“不當人子！不當人子”！“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之類的重疊短語不可勝數(shù)。雖有文言白話之分，兩書寫作習慣上的同一性卻幾乎可以認定，這就多少能說明兩書是同一人所作。
（4）連類而反還可看到，吳承恩一生坎坷并不輝煌，經(jīng)�？繛槿舜鷮憠壅腺R詞之類文字博取贊助為生活來源，所以他的文集保存的主要是這些高級“應(yīng)用文”。積習所向，連帶的《西游記》中的眾菩薩也毫無道理的向佛祖獻上《福祿壽》詩。朱本恰恰缺少這三首詩，而唐僧宴會御園時又無端夾進《喜會佳姻》四首�；樵~。換句話說，《西游記》中游離于情節(jié)之外的無聊文字，我們都能因吳承恩的“職業(yè)習慣”而找出加入原因來。
總之，根據(jù)胡魯二位前賢與筆者挖掘出來的資料，我們可以認定：不僅在時間、方言等絕對條件方面，即使在語言習慣寫作手法等相對條件的考察與比較上，吳承恩也是百回本《西游記》唯一合格有力的作者候選人！
李文駁謬二：穿鑿附會說不通
1923年，胡適先生作完《西游記考證》后曾寫下這洋一段總結(jié)性的話：“《西游記》被三四百年來的無數(shù)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游記》的人仇敵……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記》有了幾百年逐漸演出的歷史，指出這部書起于民間的傳說和神話，并無微言大義可說；指出現(xiàn)在的《西游記》小說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復(fù)善諧謔’的大文豪作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確有‘斬鬼’的清興，決無‘金丹’的道心……他并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保ā吨袊禄匦≌f考證》）366頁）平心而論，由于資料限制胡先生的考證并未做得盡善盡美，但他已用“笨眼光”，其實是科學的眼光，給《西游記》研究領(lǐng)域中一切封建迷信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下了死亡判決書。自此直到80年代，就大陸而言，西游研究出現(xiàn)過過高的頌揚，也出現(xiàn)過過激的批判，但研究始終走在文藝批評的道路上，沒有轉(zhuǎn)到封建迷信的泥坑里去，此中胡適先生功莫大焉！
時代不同了，改革開放帶來了思想解放。比如我們現(xiàn)在可以不一味強調(diào)《西游記》的政治意義，不理會“大鬧天宮”與農(nóng)民起義的關(guān)系，按照西游本來的面貌進行考證評論。但也不能否認，一些早就被胡適先生批駁過的舊思想也在復(fù)活，李安綱君的《西游記》研究，雖然冠以科學的新名詞，但其中包含了不少“金丹派”的舊東西。
李安納君認為：“道教全真道經(jīng)典之作《性命雙修萬神圭旨》是小說原型，人物、結(jié)構(gòu)、情節(jié)、主題等都由之脫胎”；宋內(nèi)丹清修派創(chuàng)始人石泰的《還源篇》 8l章絕句是唐僧 81難的原型，結(jié)構(gòu)次序文字術(shù)語等都一脈相承。說得十分神奇。然而我們將其與胡適先生三個指出并排在一起，馬上就可看出兩者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一部有幾百年逐漸演化的歷史，經(jīng)由評話本、簡本最后寫定成為百回本的作品，它的情節(jié)安排結(jié)構(gòu)次序等根本并非一次定型，而是由不同人士累次修改湊集完成的，那么我們怎能將其歸結(jié)為一個人照著某本書中的詩句，原封不動地照貓畫虎寫下來呢？特別是，最后寫定者吳承恩本身是一位史料證明并未成仙得道而且是生前凄困死后悲涼的人物，他自己都沒有得到什么“金丹大道”，，不是已經(jīng)告訴我們所有什么“啟迪悟性”、“開發(fā)道心”、“丹滿功成大覺仙”、“跳出樊籠壽萬年”之類的評論、探討與吹噓，都是欺世盜名玩弄手段的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沒有任何真實價值可言嗎！于是，抬書必須毀人，不毀人則無以抬書，對于《西游記》的金丹派研究者們來說，不邁出這一步他們就永遠沒有理論上的必要前提。于是，舊的金丹派在不知作者的情況下高舉起邱處機的大旗，因為邱祖總是一位十分了得可稱成仙了道的人物；新的金丹派則必定要破門而出，“果真（？）吳承恩不是作者，我們寧可署以無名氏，也不該讓他冒名頂替……”因為“這塊絆腳石不踢開，《西游記》的主題也永遠突不破滑稽二字”，即無法向“金丹大道”或曰“××科學”歸同！無名氏！邱處機都沒能得到最后的脫胎“成仙”，難免在紀昀的尖刺一駁之下“身亡”；而“無名氏”可以自 16世紀橫行到 21世紀，甚至直到永遠，因為茫茫宇宙悠悠歷史你知道有沒有最終“成仙了道”的無名氏呢？
然而，《西游記》雖為神話終是入世之書，研究西游的“學問”也離不開人間煙火的限制。批判的武器自然會引導武器的批判。盡管我們的當代讀者更多相信的是“試問禪關(guān)，參求無數(shù)”，必定“到頭虛老”；還是讓我們舉起邏輯的利劍，向那刻意扭結(jié)出的“科學”理論砍上一刀吧！
李安綱君反對認吳承恩為《西游記》作者，其落腳點在于他認為《西游記》是一部充滿仙道與金丹術(shù)的神書，而吳承恩作為儒生沒有可能寫出這忡深隱密藏、處處見仙機的作品來。撇開吳承恩問題不談，李文的其他論點能夠成立嗎？
李文論點一：《西游記》是一部深隱密藏，從詩詞韻文直至情節(jié)、形象、人物名字都有深刻寓意的作品。但是李君忘卻了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理論前提：人類所有的深隱密藏都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比如怕輕易被人發(fā)現(xiàn)引起迫害（《紅樓夢》的索隱家即如是說），或不愿意更多人知道（如須菩提祖師與悟空打啞謎之類），總之是在有同由的情況下發(fā)生的。而《西游記》的作者為什么要把自己的金丹大道掩遮起來，化作啞謎的形式出現(xiàn)，我們卻實在無法求解。明代正是崇道煉丹的高峰期，皇帝提倡官員奉行，金丹學著作也可以隆重出版，在這種形勢下無名氏大仙為何要故作玄虛，托神話言“隱事”？再說要隱約的話，理當全部隱起，但正如李文指出西游中又充滿了金丹學的名詞、詩詞韻文，公開的與隱藏的竟是同一步驟同一“面貌”．這更令人無法理解。打個比方，今日若有人出版一部《烈火金鋼》式的著作，把人物名字全換成“黨領(lǐng)導”、“打日本”、“反侵略”等等，然后說我的主題就在人物名字里，我們一定會感到荒謬。然而幾百年前的“無名氏”如果這樣做了，我們就不感到荒謬嗎？換個角度，李文認為《西游記》是在詮釋、注解《萬神圭旨》、《還源篇》等道家經(jīng)典著作，但詮釋注解最好的方法是直話直說，變不懂為懂。任何人都知道舉起兩個指頭就能說明1＋l≡2，如果有人非要運用微積分高等數(shù)學，去向普通人詮解1＋1≡2，那么這人豈非是個傻子？然而傻子又怎能寫出《西游記》這樣的洋洋巨著呢？因之，從邏輯角度看，紅樓索隱雖然荒謬至少有其必須的理論前提，李君的西游索隱則連必須的理論前提都不存在，純屬臆想妄斷。
李文論點二：在此，我們不能不介紹李文中的一段妙論：“我們看《西游記》所寫，二郎已由趙姓變成楊姓，他的青鋒劍也由一把變成二把三尖兩刃神鋒……尖字拆開是一小人，所以二郎稱小圣，與“大圣”相區(qū)別。孫大圣與楊小圣分屬陰陽兩類，大圣為金，二郎就得為木，所以姓了楊；大圣為火，小圣就得為水，所以往灌江�！瓧畈o哥哥，卻要降做二郎，原因就是要與孫大圣相對，承當陰二的使命……然而丹道中必須有土的留戀協(xié)合，才能完成，果然悟空被二郎的細犬咬住了腿，狗屬戌，在五行中為土�！保ㄖ杏泄�(jié)略）這么長的一段解釋文字，換成一句丹道學韻語即“五行攢簇顛倒用，功完火里種金蓮”，無名氏有什么必要攢出這么一段要經(jīng)過多層推理才能發(fā)現(xiàn)’‘謎底”的情節(jié)，去迷惑自己的信徒呢？
如果我們再一深究，更為不對的是：二郎神是宋人創(chuàng)造的神明，創(chuàng)始時即排列老二，家住灌口；在宋代小說中他已與楊戩發(fā)生聯(lián)系；在元代他已被稱為小圣，與孫大圣對舉（《樸通事諺解》）；在明初的民間傳說中他已經(jīng)姓楊并使用上三尖兩刃刀（見明無名氏《二郎寶卷》）；而狗咬孫悟空在雜劇《西游記》中已經(jīng)蘊育，是朱本《西游釋厄傳》將其完成的。換句話講，李文所分析的事例名稱，全部是歷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先天并未帶有任何外在意義，百回本《西游記》也并沒有在寫成時附加任何根本性質(zhì)的變動或說明。那么這些東西怎么就能有了新的丹道學的意義呢？命名意義須問主人，這是考證或解釋時的一條通則，假如不能證明（事實上也一定不能證明），宋代百姓已預(yù)知二郎神將因與孫悟空對立代表“陰二”而將其排在“二”郎；元代說書人已預(yù)知二郎將代表小人而稱其小圣；明代寶卷作者是為西游作者拆字方便預(yù)先給二郎拿起“三尖兩刃槍”；雜劇作者預(yù)先派狗屬土去完成“煉丹”，那么我們怎么能相信李文解出的“索隱”呢！如果李君不能完成對歷史上何以形成這忡特定名稱特有函義的“圓滿”解釋，只直接搬來《易經(jīng)》或丹道學上的某個符號意義就套在歷史名詞上面，豈不也形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那些荒誕不經(jīng)的后補胡說嗎？
同時，按照李君的推論辦法與邏輯，我們還可以推出：孫悟空的孫字可以拆成子系，其中有一小子，與大圣相對；孫悟空本身為金火而花果山在東為木，立山為土，后水簾洞則為水，金木水火土自身齊備，自己打自己煉自己就可以了，何必還要找位二郎來打一圈（屬金）、咬一口（屬土）呢？荒唐邏輯可以引出無窮荒唐結(jié)論，我們所說的“丹道學關(guān)鍵”難道不對嗎？
李文論點三：正因為“這些金丹學上的關(guān)鍵，都是吳承恩所不懂的”，李君又引出一段高論：“為什么孫悟空稱金公、丁老，豬八戒稱木母、嬰兒，沙和尚稱黃婆？為什么孫悟空打不過妖魔時要請觀音？為什么佛經(jīng)有5048卷……為什么如來有丈六金身？為什么金箍棒、孫悟空、黑熊精、紅孩兒都要戴金箍呢？那么多的為什么，構(gòu)成了一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吳承恩懂嗎？”問題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它的原始出發(fā)點。這些都是封建社會中的宗教常識或者習見傳說，對現(xiàn)代人可能遙遠，當時卻可能為很多非僧非道的普通人津津樂道，所以才會在經(jīng)過多年多次撞擊互納之后，被收納進小說。如果不能證明這些都是“無名氏獨創(chuàng)”，請問李君有什么把握能夠判定生活在這些“知識”海洋中的吳承恩不懂，而天下之大只有李君獨門秘技夢中傳授，可以破解這些“盤中之謎”呢？再深一步說，一部中華文化史——這可是不小的名詞，難道就是由什么孫悟空戴金箍請觀音、豬八戒鈀重5048斤合于藏數(shù)等等構(gòu)成的嗎？李君個人妙解西游愿意開發(fā)道心啟迪悟性，甚至修煉金丹混成大道，我們都沒有意見。但是吁請李君千萬不要用這種涵蓋歷史代表文化的口氣說話。把您自以為深妙的東西，說成我們民族文化歷史的代表與構(gòu)成，傷損的是我們真正的民族文化史。相信，包括從學術(shù)上否吳的專家學者們，都不會贊成和同意這種蓄意化腐朽（并不指問題本身）為“神奇”的說法。
略論《西游記》的性質(zhì)
《西游記》到底是什么性質(zhì)的作品，小說第一道書第二，抑或是道書第一小說第二？已經(jīng)到了科學民主的20世紀末了，還來討論這種問題，看來有些荒唐可笑，然而這還是不得不爾的工作，必須解答的問題。
筆者認為，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可能斷明：（1）吳承恩足在《釋厄傳》基礎(chǔ)上改寫西游成為百回本的，前者不僅已有十幾萬字，而且有了包括唐僧傳在內(nèi)的除個別吳補加情節(jié)外的西游整體框架，這個事實就證明了吳承恩是在寫小說。（2）吳承恩的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海納百川；除朱本外，其他小說如封神演義中的贊詞，《西洋記》中一些與西游源同而形異的故事說法等均匯入百回本，這也說明了吳下筆第一義是小說。（3）百回本中確實存在朱本沒有的濃厚的五行學說及金丹修煉等思想，有時甚至變相滲入到故事結(jié)構(gòu)中去。比如降伏兕魔王，在朱本中不足300字，僅悟空偷聽魔王自語“不怕天兵只怕老君”，然后請到老君就完結(jié)了。百回本添出了哪吒（木）、火神、水伯、羅漢（金丹砂為土）加悟空（金）先后向魔王開戰(zhàn)，形成五行輪轉(zhuǎn)煉魔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此中很難說作者沒有想法寓意。但是事實是他一動起筆來，悟空的慣偷、哪吒眾神們的各動心機保存實力、如來佛的留一手不惹強敵等等世俗的“諧謔”就充滿了篇幅也吸引住讀者，沒有這些小說也就失去了活力。為了增加故事的宗教功法氣氛，作者還特意在本故事前抄來了一首全真大師馬鈺的《南河子》詞，“性燭須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馬氣聲粗”，作為先聲奪人的說明。但是在寫作中情節(jié)規(guī)律人物性格規(guī)律迫使作者不能不違背自己“初衷”，寫出“猿馬”孫悟空憑著“氣聲租”呼叱羅漢斥責如來，方才找到主人公收牛精�！敖Y(jié)構(gòu)”在情節(jié)人物中淡化，詩詞與故事發(fā)生沖突，充分說明吳承恩寫作時雖有想法，卻是按照文學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進行寫作的，而不是“整部《西游記》，就是在這些詩詞韻文的統(tǒng)領(lǐng)下展開的�！蔽饔沃星楣�(jié)與詩歌基本各干各的，或者說只有依附在情節(jié)上通過俗話所說就題打滾而展開的丹道詩詞，或者胡抄外加的詩詞，但沒有僅是依照詩詞展開的情節(jié)。這就充分說明了西游性質(zhì)無可辯駁地是小說第一道書第二。（4）所謂“道書第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并非吳承恩的“發(fā)明”，而是他從民間宗教故事中吸收發(fā)展的結(jié)果。早在吳創(chuàng)作百回本前幾十年，民間就有了“老唐僧為譬語不離身體，孫行者他就是七孔之心，豬八戒精氣神養(yǎng)住不動，白龍馬意不走鎖住無能，沙僧譬血脈轉(zhuǎn)渾身運動，人人有五個人遍體通行”的說法，這說法已經(jīng)有把西游故事引向五行學說的趨向。這說法見于嘉靖三十四年的《二郎寶卷》，在“敬造”前應(yīng)有口頭流傳時間，再加上此寶卷是二郎神壓住孫悟空，與朱本百回本的“大鬧天宮”根本不同線路，說明未受二者影響，因此我們只能推測，百回本濃烈的五行思想很可能受此寶卷類的民間宗教傳說影響而產(chǎn)生。（5）現(xiàn)在，我們可以對吳承恩創(chuàng)作百回本進行最后的推斷了：吳承恩是一位從小就對神話小說感興趣的人物，但他晚年步入仕途前一直只做喜好及收集材料的工作，沒有著手創(chuàng)作白話小說的準備。晚年做了一任縣丞結(jié)果受到誣陷，造成心中郁悶，有很多感觸想要抒發(fā)出來，此時又恰好見到《封神演義》這一寫作樣板，于是他就在朱本《釋厄傳》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完成了百回本。當他寫作時，目的之一是寫一本表明八公身份才華的“獻書”，但是他的才華又只能在白話小說、在“諧謔”上施展，吸收民間宗教傳說而來的五行思想等既未能形成真正的理論體系，更不可能掩蓋住小說本身的光輝。寫完了得意的作品，只能向遠人比如鄉(xiāng)親等炫耀，卻不能告訴官場上的朋友，因為他們對此不屑一顧……矛盾充斥著吳承恩的晚年生活，淹沒了一代文豪的聲名。一本不合格的“獻書”然而卻是天才的小說，走獻書的門路來到世上，卻沒有受到座主王爺?shù)募べp，碾轉(zhuǎn)流傳，它在后世千百萬小說讀者生活中找到地位。這就是《西游記》成書與性質(zhì)的最可能也最合理的解釋。是耶非耶，無法問前賢于地下了，只有等待著專家與本文讀者的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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